移动支付对农户金融资产多样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数据,构建Fractional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使用移动支付对金融资产多样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支付通过增强农户对金融知识的关注和认知程度、提升农户的风险偏好、提高收入水平和缩小数字鸿沟,显著促进了农户金融资产多样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户的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会影响移动支付对农户金融资产多样化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促进农户金融资产多样化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移动支付平台建设,促进支付方式数字化转型,培养农户移动支付使用习惯,并防控金融资产多样化带来的风险。     

中国商品期货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2年的日度观测数据,采用AS-CAViaR模型和动态溢出指数方法考察了我国10种商品期货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影响其溢出水平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重大风险事件爆发期间,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尾部系统关联水平明显提升,但不同商品的尾部溢出水平对风险事件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在整个样本期内,化工、软商品和有色期货为系统中极端风险的净输出者,非金属建材和油脂油料则是主要的净接收者,且产业属性相似的商品期货间的尾部关联更为紧密。就驱动因素而言,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会对我国商品期货的尾部风险溢出产生显著影响,且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同样为重要的驱动因素,但我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     

我国电信业地区发展差异的实证研究

我国电信业在整体大发展的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原因,东、中、西部地区的电信业发展水平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在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状况差异的情况下,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均衡性。本文在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电信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它们之间的发展差异程度进行了测量,并对这种差异的合理性进行判断。     

论跨文化营销中文化差异的成因及影响

跨文化营销实质是经营者跨越文化障碍,到异质文化环境下销售商品和服务的行为。与单一文化环境下的营销相比,跨文化营销的难度更大、失败率更高。单一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往往遵循统一的规范,交流语言相同,礼仪风俗、法律道德、饮食习惯都是一样的,深层的价值观和态度也是一致的,沟通不存在文化障碍。在这种环境下,营销者容易理解顾客的需求,比较容易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在跨文化营销中,由于各自遵循不同的文化,企业和目标市场上的顾客在沟通上容易出现障碍,包括语言的歧义、对行为方式的不同理解、民族的排外性、不同的审美倾向等。因为双方都习惯按照自己的特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去评价对方,潜意识里都要求对方遵从自己的文化要求,不太愿意接受对方的文化。这样,当双方都坚持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交往时,冲突和矛盾便不可避免。对文化冲突一旦处理不当,双方合作关系即会断裂,跨文化营销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彻底失败。而且,文化和文化差异对营销的影响是无形的,跨文化营销者往往不易觉察这种影响的程度。他们只有在发现顾客不买账时才惊觉自己已陷泥潭。     

安徽省企业集团竞争力评价研究

文章介绍了企业集团组织形式、作用以及发展趋势,分析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现状。对于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竞争能力和竞争机制,做细致分析并构造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功效系数法,加权平均法计算出竞争力指数。然后根据安徽省情况提出对策,以提升和重建企业集团竞争力。     

中国乡村振兴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基于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样本数据,构建乡村振兴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权重,并对各个省份和四大区域进行排名,以评价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综合指数较高的省份基本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有很强的区位优势;综合指数较低的省份基本集中在西部地区,城乡联动发展受限,产业辐射效应不明显,是未来乡村振兴的重点和潜力点。此外,从各个子系统来看,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点。未来中国需要在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和设定地区考核指标等方面做出调整。     

赣审动态

时事聚焦。1月CPI同比上涨5.4%,涨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2020年1月份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从环比看,CPI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1.4%,主要是受春节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因素影响。     

促进顺义区电子商务物流发展的思考

2020年,北京市电子商务物流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对满足基本民生保障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整个社会希望降低人员流动性的背景下,通过电子商务方式完成生活必需品的购买成为城市里很多消费者的第一选择,对于北京这样的消费型城市更是如此。在全国范围看,电子商务物流通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发挥的作用也是越来越突出,根据商务部发布《中国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18/2019年)》显示,2018年国内商品零售额达33.8万亿元,网上零售额突破9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万亿元,同比增长25.4%,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16.4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比上年同期提高3.4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2%,较上年提升7.3个百分点,典型零售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32.1%,增速比上年加快5.6个百分点。     

基于人力资本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国际人才争夺战由来已久并不断升级,但针对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水平、影响因素和差异化政策供给的研究鲜见。以“国际人才集聚指数-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为研究主线,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指数排名分为3个差异显著的层级。其中,第二和第三层级之间无较大差距,但与由北京、上海组成的第一层级相比大幅落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分化明显,第一类城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全球城市品牌文化;第二类城市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第三类为外资传统工商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对应地,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供给围绕外资传统工商业国际人才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人才集聚、多样性和包容性国际人才文化氛围营造存在三大差异化选择。首次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模型,为从机理上深入探索中国各类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模式及提升路径奠定了基础。     

“重灾区”互联网金融风险指数及其影响要素分析

基于2015-2018年国内8个互联网金融风险"重灾区"月度面板数据,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市场风险三个维度,度量了国内互联网金融风险重灾区的等级及风险类别,并利用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区域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影响要素。研究表明:总体上,国内互联网金融风险处于高风险及以上等级,信用风险问题更加突出;区域类别上,金融深化程度高且风险高的区域集中在北上广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性风险是主因;金融深化程度低且风险高的区域集中于中部及西部地区,信用风险是主因。企业盈利能力、固定资产投资、通货膨胀率及房地产投资额均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产生正向影响,互联网金融风险自身具有累积效应。为此,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分类治理,加大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创新力度,提高监管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