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展及相关制度环境保障

文章针对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按照经济尺度、立足社会现实、动态地界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提出至2 0 0 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为家庭年收入 3万～ 9万元 (按 3口之家计 )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 ,分析了扩展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必要性 :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相关法律制度是实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制度环境保障。     

对劳、效、资三元分配模式的探讨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如何巩固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成果，继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成为摆在众多国有企业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河南天宏焦化（集团）公司在扭亏脱困后，从企业内部着手，把切入点入在分配制度的改革上，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逐步建立起劳，效，资为一体的三元分配模式，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企业下一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个参考。     

不妨学学美国市长"低薪养廉"

林恩成是美国加州核桃市华裔市长。在核桃市,他的收入在市政府中属最少之列。他12年前刚当市长时每月只有150美元的工资,后来市议员实在看不过去了,“强行”给他逐年涨工资,涨到现在也不过每月1500美元,比市政府聘任的公务员工资低10多倍。     

我国住房成本的空间演化与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仍面临不少现实约束,其中住房条件是一个重要方面。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城市统计资料,文章首先探讨住房成本的空间演化过程,随后实证研究城市住房成本(以房价—收入比,房租—收入比衡量)对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影响。空间关联分析指数(Getis-Ord Gi*)显示,城市住房成本的空间自相关性较强,冷热点区域的转换与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密切相关。进一步使用条件Logit估计发现:平均而言,住房成本上升显著降低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意愿,尤其是对低学历劳动力、年轻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而言,住房成本上升对流入意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就政策启示而言,文章的分析表明降低公租房和廉租房等城市保障性住房准入门槛,提高其覆盖率,将有助于推动人口向城市的集聚。     

中产阶层是什么样子

近日有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曾发放30万份问卷．花费600多万元．历时4个多月，完成了一份抽样调查报告．把我国中产阶层首次用数字界定下来。“6万元至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综合处处长程学斌说。     

关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思考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要求分配形式与之相适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 ,理顺分配关系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是当今时代发展要求 ,也是与时俱进的做法。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同时采取措施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收入分配的本质看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原则的理论依据

传统理论认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是一个价值分割的问题。这种认识无法对十六大提出的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因为 ,按照“价值创造一元论” ,在价值创造中除劳动要素之外其他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 ;如果运用“价值创造多元论”加以解释 ,又会落入马克思曾经批判的“庸俗共创论”。只有通过深入分析收入分配的本质 ,确认收入分配在本质上不是对价值的分配 ,而是对财富及其支配权的分配 ,财富由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 ,各要素按贡献共同参与财富分配 ,才能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美国50年来收入分配变化探析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对美国50年收入分配状况变化分析，发现其长期变化的规律，研究其规律形成的原因，并对美国收入分配中相关因素进行分析，表明政府的态度、歧视、新经济的作用以及现念变化等在其中的影响，同时，指出收入分配变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如何科学地认识当前的剥削理论与现实——海派经济学家程恩富访谈录

编者按: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自然要涉及到剥削这一概念与现实.这是学界和政界公认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如何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多种关于剥削的观点?怎样科学地认识我国私营业主的收益问题?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     

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政府追求的两大政策目标，也是衡量人类社会是否进步的两个根本的价值尺度。它的广泛使用，导致效率与公平——“谁优先排序”的问题争论不休．事实上，对公平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不把公平解释为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的均等，而把公平理解为获取收入或财产的机会的均等”。笔者认为，厉以宁教授的这一观点很有指导价值。它提示我们：要克服以往争论中的片面性，就必须对公平与效率、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做出科学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