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法顺流、逆流内部交易的会计核算探讨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的处理向来是会计业务中的一个难点。目前的研究主要探讨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中商品尚未向第三方销售的情况下的会计处理,对交易商品全部或部分已向第三方销售情况会计处理讨论的较少。文章分析了准则中关于权益法规定的不同属性,针对权益法下顺流交易、逆流交易分三种情况对业务核算进行探讨,以求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投资均衡关系的一个新模型———基于比例效用理论视角

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函数关系,现有的研究无法给出清晰的答案,原因在于微观效用函数存在争议。作为一个新的、可定量计算的效用理论,比例效用理论在风险决策机制、居民效用测算、新最优所得税模型方面均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基于比例效用理论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可计算的宏观消费投资恒等式模型,并且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推导出新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理论模型和新的居民消费与投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显示,宏观消费投资模型成立,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１１年间中国的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挤出效应,平均边际挤出效应为０．４８,投资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挤入效应,平均边际挤入效应为１．４２。     

无形资产入股的相关涉税问题探讨

随着科研单位、企业和个人研发能力的不断加强,法人和自然人以专利、技术成果、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的现象越来越多。企业在以无形资产投资折算股权时,一般按公允价值或按协议价格确定股权份额和股权比例,但往往忽视了相关的涉税问题。     

税收负担与企业电子商务——来自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电子商务发展问题近年来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热议的主题,但税收负担如何影响企业选择电子商务却少有文献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采用Logit、Probit、OLS以及IV-Probit等模型,研究了税收负担对企业选择电子商务及企业网上销售比例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1)税收负担越重,企业选择电子商务的概率越大;(2)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并采用主观税负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3)税收负担越重,使得企业网上销售的比重越高,但只在总税负和增值税税负时才显著.鉴于此,应合理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平衡企业线下业务和线上业务,同时适当加强对线上业务的税收监管,以期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农机经销商要掌握几个度

《登徒子好色赋》里说：“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说明一个美女恰到好处的美才是最美。那么在农机经营中,对于农机经销商来说,也要安排好业务的比例结构,要拿捏好分寸,做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下面就以几个经销商在经营中的实践来说明这些问题。     

进口能延续企业生存吗?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法从进口强度、进口产品种类及进口产品质量三个维度系统研究了企业进口对其生存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 总体上,企业进口有助于提高企业生存概率,进口强度与企业生存概率存在倒"U"型关系,过度依赖进口会给企业生存带来负面效应;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及进口产品质量提高能显著提升企业生存概率,其中,产品质量起着主导作用;对内资企业来讲,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及进口产品质量的提高是提升企业生存概率的主要途径,其中,产品质量起着主导作用,而进口强度的影响效应有限.     

《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上)

《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基础上,预示了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本文从十三个方面梳理了《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思想,主要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经济计划和按比例发展等方面研究共产主义的经济特征,并联系现实进行阐释。     

东莞市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

本文根据2012年至2014年东莞市7家具备创新规模并且连续接受政府R&D资助的上市企业的数据,考察了东莞市政府的R&D投入对7家上市企业的R&D投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东莞市政府的R&D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对企业的R&D支出产生显著的杠杆效应,反而有部分对企业的R&D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     

十八大以来我国消费和投资比例渐趋合理

2017年10月10日,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酷,介绍“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消费和投资比例关系趋于合理,内需占了经济总量的大头。     

独立董事比例、产权性质与长期债务融资契约

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则长期债务融资比重越大,这一现象只在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中有稳定表现,原因在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监督能力越强,民营公司独立董事承担的监管风险相对更高,监督动力更强。监管当局应该适当提高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严格独立董事责任机制,以进一步改进独立董事制度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