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中国经济要看新三样

正8月份相对偏弱的经济数据,让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走势及宏观政策取向再次产生较大分歧。有些研究机构因此调低了对三季度中国经济的预期。数据真的能说明一切吗?面对复杂而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面对过往30多年近两位数经济增速所形成的高基数,该如何研判中国的经济形势?"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音部、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分'。"李克强总理9月10日在天津达沃斯论坛开幕特别致辞中明确"教"了一招。     

对比两种收益的不同及其影响

留存收益与剩余收益这对概念存在已久，讨论很多，但仍有混用的情况发生。本拟从两的产生根源、内容的差别以及对其的不同运用和评价作简要分析。一、留存收益与剩余收益产生背景的区别留存收益是一个历史概念，是指企业从历     

公司法财务会计规范的失当性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涉及诸多财务与会计问题，尤其是其第六章“公司财务、会计”共包括八个条，对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和利润分配制度做出了原则性规范。随着公司法的实施，这些有关财务会计的条也暴露出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与我国日益丰富的公司财务会计实践发生了不少冲突。笔通过本对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供立法在新一轮《公司法》修改浪潮来临时参考，并向各位同仁请教。     

公司法定资本制度亟待完善

公司资本是公司存在及运转的基础和决定因素。从公司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程来看,公司资本制度大体有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中授权资本制三种形态,其中,法定资本制在20世纪中期以前广泛流行于大陆法系,而授权资本制则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单一采用法定资本制度或授权资本制度的做法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各自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种制度相互借鉴、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折中授权资本制。目前,这种资本制度已经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得到运用。我国在起草公司法时,借鉴了国外许…     

如何提高组织机构代码数据库质量

组织机构代码就是为每一个依法成立的机关、企业、事业、社团和其它机构颁发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标识，它是对全国所有各类单位基本信息数据的管理。它既可以为国家行政管理现代化提供基础信息，保障国家各项决策的准确性，同时又可以纵横双向部门间相互衔接、互为补充、信息共享的方式，加强组织机构代码在全社会的广泛应用，为实现信息化社会奠定基础。因此，代码数据库质量的重要意义便显得尤为突出。     

RFID在协同供应链中的应用

RFID与协同供应链管理 从企业内部来讲,物料是根据需要进行移动的。在大多数企业中,物料在部门间的移动需要双方的确认。无论这种确认是书面的或是在软件系统中的,其目的是界定部门对物料的责任。如原料从仓库被领用到生产线后,后者就是物料的责任者,但无论如何,这些物料的所有权是属于这个企业的,是在一个法定实体下的。因此,在物料的转移过程中,无论出现任何问题,其损失只是与该法定实体有关。     

财政空间紧运行下的法定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研究

当前财政空间的紧运行态势逐渐突出,预算绩效管理是扩大财政空间的有效方法之一。特别是对于法定支出而言,其战略性增长、时滞性和不确定性等特殊性质给绩效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层层加码的法定支出责任使不同层级政府间绩效监管主体责任和侧重点难以确定。而当前法定支出绩效管理也存在项目执行率低、绩效管理动力不足、目标指标设置和预算编制不够科学等问题。为了在当前财政空间紧运行下深化法定支出绩效管理,可以从战略变革、支出分类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以及不同层级间的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加以具体谋划。     

我国反避税体系的局限及其立法完善

税收直接导致纳税人财产的减少,纳税人竭力通过税务筹划、避税和逃税,少缴纳或不缴纳税款,但是避税和逃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税收权益,造成了纳税人之间的不公平,因而国家致力于反避税。英美国家的反避税体系存在着对税收立法进行扩充解释的风险,给纳税人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公平合理的反避税体系,应当在反制滥用性税收安排的同时,保护税务筹划的核心地带;应当确立疑则利于纳税人原则;应当使用排除法来划定滥用性税收安排与税务筹划之间的分界线;应当确立咨询专家组,以便纳税人和税务机关调整对滥用性税收安排与税务筹划之间分界线的理解。     

数据

0．5％: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人民银行4月5日宣布,将从2007年4月16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此,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了10．5％。此次上调是央行应对流动性过剩局面采取的最新举措,旨在控制由此造成的信贷扩张和投资反弹。     

改革税收立法以完善我国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在移植并锲入到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税收法定主义遭遇了种种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税收法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对于如何走出困境,笔者在此仅从改革税收立法方面略成管见,希望能够对促进税收法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