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法治的动因分析

会计信息属于公共物品范畴而受到多方主体的关注是实施会计法治的内在原因；从外在原因看，法因其强制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已被大家认可，所以会计信息的治理亦应藉法治的羽翼实施；会计法治也是我国现时进行产权改革，确定会计主体和法律责任主体的前提；会计的技术性特征也是要求推进会计法治理念的重要原因。     

保险业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规范路径刍议

保险业作为金融业中典型的“个人信息”集中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加持下,势必涉及大量的保险消费者个人信息。从监管法治的角度审视我国保险业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可以发现其存在诸多不周延之处,例如,对算法杀熟、跨境数据传输等关键问题缺少回应。因此,应借助本轮《保险法》修订等金融法治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时机,尽快建立多层次的保险业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厘清保险业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脉络,完善监管职权配置,增强各项规则的可执行性,以促进保险业依法经营与合规发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数字化移动支付反诈防控体系研究

2022年12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正式施行,为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党中央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以下简称“电诈”)的工作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其中,第三章“金融治理”明确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在账户开立、异常账户与可疑交易监测、可疑交易处置等方面提出了细化要求,进一步压实上述机构的反诈责任。     

一起向未来

新年又至,我们一起走过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迎来2022年的元旦钟声,又一次以同样的方式重逢在这里,在此,谨向长期关心支持《金融言行》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广大读者致以最诚挚的新年祝福!历史的画卷,在砥砺前行中铺展。回首激荡人心的20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的过程中迎来了百年华诞。这一年,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顺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中国正以百倍的信心、奋进的姿态,阔步迈向崭新的时代。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     

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论纲

系统、深入、精准地提炼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在法治地位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从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等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强国、法安天下、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等重要命题。在法治道路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道路选择问题置于法治首要地位,深入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精髓、实践精义,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的法治道路理论。在法治结构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地提出法治体系范畴,并对法治宏观结构作了多重划分,开辟了法治结构论发展新境界。在法治关系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了政与法、党与法、法与民、法与德等重大关系,揭开了法治关系论发展新篇章。在法治与发展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阐释了法治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发展的关系,构成了当代世界最具原创性的法治和发展理论。在法治方法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提出了领导推进法治建设的科学思维、正确策略、有效方法,创造性地构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法治方法论体系。关键词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形态

法治中国建设是一个历史性的实践过程,内嵌于中国国家转型的总体性进程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落实于法治领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深层动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逻辑;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路径。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形态,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中轴主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突出特点和根本保障;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进程中,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必须始终处理好的一对根本关系。     

基于新区域主义的长三角区域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的新区域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区域化的进程,本文在分析新区域主义产生和对比新旧区域主义的基础上,建议长三角地区应该以新区域主义理论为指导,完善考核体系,形成协调机构,促进要素流动等方面促进区域化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国债理论与我国国债政策

凯恩斯主义的国债理论包括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我国当前的国债政策主要不是依据凯恩斯主义。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应该加大国债发行来扩大内需、支持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腐败治理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现象尽管难以根除，腐败程度却能够加以控制，最优腐败治理的目标是寻找社会容忍程度与治理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对行贿问罪，加强而不是削弱了腐败信息的私有性，提高而不是降低受贿者的安全感，于腐败治理并无益处；高薪养廉机制的局限在于它受严格的前提条件的限制；治理腐败要采取系统的对策，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     

和谐视角下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问题

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现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和法制建设所面临的重点课题之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救济问题,这不仅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法律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更是突出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因此,加强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健全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立法体系,是保证社会安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