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跨国并购

本文将“宽带中国”政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利用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统计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跨国并购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并且在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后发现,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是数字经济促进企业跨国并购的重要渠道。研究结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产业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制造2025》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此项措施对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中国制造2025》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政策效应并不能通过推动研发投入的增加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但可通过优化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中国制造2025》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在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高市场化地区和强知识产权保护地区更加显著。     

论社会保障制度的双重性质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

本文在回顾中外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与描述中外社会保障制度现状的基础上,归纳出社会保障制度的双重性质: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由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转型,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普遍要求。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初始形成后,最紧迫的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是我国现实社会的急需。     

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SSCI

“危机”。这个词太精彩了!我认为汉语无论在心理学还是在语言学上都为世界做好了准备,它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语言都具有超前意识。我向理解“危机”奥妙的同事们说这个的原因是．“危机”这个词是“危险”和“机遇”两种寓意的结合．所以．我认为“危机”已经告诉了我们如何应对未来。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显著扩展了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基于全国272个地市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财政支出效率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升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所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合作,均需要沿线城市通过大量的地方财政支出给予支持。那么,进入该倡议体系的沿线城市是否存在一种内生动力,其财政支出是否变得更加有激励性?该政策冲击是否增进了财政支出的效率水平?笔者希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揭示地方政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效率是否显著,是否有助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投入。我们将此倡议的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全国272个地级市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政府财政支出随机前沿面的影响效果,并识别了其中的影响机制。     

产业政策扶持激励了企业创新吗?——基于“五年规划”变更的自然实验

产业升级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一宏观过程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文章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11年“五年规划”变更这一自然实验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探讨了宏观产业政策之于微观企业创新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增加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投入,且影响程度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动态变化趋势;上述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资源效应”而非通过降低企业市场势力、行业集中程度等“竞争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源依赖下的产业政策降低了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效率,这在“特惠型”的资源分配方式即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集中于少数企业的情况下尤为严重。上述结论为我们理解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影响路径的理论分析

非效率投资的产生的根源主要为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两个方面,文章通过理论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盈余质量与代理成本(融资约束)、代理成本(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进而抑制非效率投资。最终证明了双重代理和融资约束是盈余质量影响投资效率的两种路径。     

基于作业成本法的农产品流通成本分析——以豫北地区小麦为例

农产品流通成本过高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民的收入,进而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文章主要是在作业成本法中引入了双重成本控制标准,运用改进后的方法对豫北地区小麦流通成本过高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控制措施,这不仅有利于农民增收,而且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双重影响机制

“内部人”或“自己人”是本土组织中较为常见的一种非正式身份划定。然而,“内部人”这种特殊身份往往因为其所蕴含的角色期待,而面临如何行使这一角色的尴尬。一方面,“内部人”跟组织和领导有了不同于“外部人”的关系,而对这一身份倍加珍视,并对组织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情感依附;另一方面,本土组织对“内部人”的角色要求达成了长久的共识,内部人必须付出更多以维护这一特殊身份,内部人的责任更大。针对上述现象,文章从角色认同和自我归类理论出发分析,内部人所表现出的员工创新行为究竟是“真有之情”还是“应有之情”在驱使,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文章的基本假设是,“内部人”做出创新行为一个可能的选择不是简单地依靠情感,而是同时“无奈地”通过承担义务的方式来进行创新行为,这一组合机制是其面对自身身份以及身份本身蕴含的角色期望而构建的一种行为选择。这一研究从过去主要关注员工创新行为如何激发,转向对员工情感动机和义务动机组合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模型将内部人身份、情感承诺、感知义务与员工创新行为结合起来,拓展和深化了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