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业态背景下社保制度的完善策略

当前,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新个体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持续增长。新业态之“新”不仅体现在网约配送员、电商主播、在线咨询师等新职业上,还表现在从业者工作自主性较大、工作任务相对独立、收入分配形式灵活、受平台企业或第三方关联企业“隐性”监管等劳动关系方面。由于大多数新业态从业者很难通过现行劳动法律确立劳动关系,进而难以匹配到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之中,舆论呼吁更加适应新业态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谁的问责之手?——中国监管问责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

政府监管职能扩大使强化对官员监管问责成为必然要求，但对谁来推动监管问责，却存在认知差异。理论家们注意到集团、精英、国家以及意识形态对权责关系变革的作用，但存在来自具体时空叙事与宏大理论抱负之间张力的挑战，根源在于缺少对机制及机制间关系的阐释。文章以中国生产事故监管问责转型为线索，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监管问责中，事故调查经历了从行政集权到公共治理的转型，课责惩戒也在政纪驱动和司法能动下走强。监管问责从弱到强的核心机制在于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推动力和回应型国家下的司法能动力，目的在于增强中央权威的控制力，根源在于党政结构所具有的强国家自主性。中国监管问责转型展现了党政体制调适国家权力结构以与发展理念相适配的中国经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历史展现。     

目标分歧、体系环境与盟国的战略自主性追求

战略自主性是指在不对称同盟中盟国能够违背主导国的意愿，甚至抵抗其施压，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自主做出战略选择。冷战时期，在东西方阵营中都曾出现过一些相对弱势的盟国顶住主导国压力追求战略自主性的现象。与同盟主导国目标分歧的兼容性和体系环境的变化是影响一国将战略自主性从偏好转化为行为的两个核心变量。当目标分歧属于不可兼容型时，为防止遭受损失，盟国倾向于承担风险，其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较高；当目标分歧属于可兼容型时，为获取更多利益，盟国倾向于规避风险，其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较低。但当体系环境发生变化时，盟国为了抓住机会窗口，可能宁愿承担较高风险也要谋求战略自主性。通过比较冷战时期的美法关系和苏波关系，可以检验盟国的战略自主性从偏好到行为的转化条件及机制。上述发现不仅有助于利用美国盟国的战略自主性选择以牵制和分化美国同盟体系，也为中国管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带来了启示。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演进态势与战略内涵北大核心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如何有效应对一个相互依存关系趋于分化、竞争合作格局趋于重构的世界。从当前态势及特征来看，因应于不同行为体对华立场之亲疏、共同利益之宽窄、合作空间之广狭，中国已作出对彼此经济关联的差异化安排。理解当前格局，须着眼于时代主题、国家目标、能力资源、战略选择而探究其内涵。首先，中国正在重新审视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性，评估其所蕴含发展空间的演化趋向，为可能出现的变动制定预案；其次，新时期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核心目标在于稳定本国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依存，平衡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争取长期合作收益的最大化；再次，中国所具备能力资源的正向外部效应及非替代性促成了其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地位；最后，中国推动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诸般选择，折射出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考量，更有着关乎自主性、安全性的战略内涵。     

资源视角下顾客授权行为的赋能效应研究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通过收集三阶段主管与员工配对的数据，探讨顾客授权行为对员工面向自身结果 （工作满意度）和面向顾客结果 （顾客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赋能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于365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顾客授权行为对工作满意度和顾客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正向影响；和谐式工作激情在顾客授权行为与工作满意度和顾客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工作自主性不仅对顾客授权行为与和谐式工作激情的关系起调节作用，而且调节和谐式工作激情在顾客授权行为与工作满意度和顾客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该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关于顾客授权行为的文献资料，而且在实践上为提升一线服务员工工作满意度和顾客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