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机构的“生前遗嘱”制度

"生前遗嘱"制度是次贷危机后国际社会为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而推出的一项崭新法律措施,是指金融机构以自身面临倒闭为前提事先提交"生前遗嘱",处置当局以此为基础制定并在必要时实施处置计划,以促使机构恢复日常经营能力,或者实现部分业务功能分拆或机构整体有序关闭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强化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机制,规范分拆或重组;建立管理信息系统,促进信息共享;构建危机处置损失分摊机制,实现稳健处置。     

遗嘱自由之限制的法律思考

遗嘱自由作为继承法的重要原则 ,并为现代各国立法所普遍采用。但遗嘱自由存在弊端 ,各国立法都对其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本文从我国遗嘱自由的限制与外国的立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我国立法方面的不足 ,认为我国未来立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主要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经济条件、社会公平观念 ,并应借鉴特留份制度等外国立法 ,使对遗嘱的限制趋于合理 ,从而完善我国的遗嘱继承法律制度。     

论遗嘱变更受益人的法律效力

遗嘱是自然人生前按照法律的规定处分自己的财产及安排与财产相关的事务,并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受益人则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为了探讨遗嘱人利用遗嘱来变更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法律效力,本文先从一个案例谈起,案情如下:居民陆某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指定其儿子(下称陆子)为受益人。数年后,陆某因病身故,陆子作为受益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给付保险金的申请。保险     

文古稀临终向党组织交纳党费1万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82岁的退休老党员文古稀，临终时多次嘱咐子女，将她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1万元，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2004年10月19日，文古稀病逝后，她的老伴和子女按她遗嘱把1万元交给校党委。     

内心和谐比金钱更重要——王会计系列故事之四

(一) 有一天,我与好友王会计闲聊,他给我讲了《新民晚报》上刊登的一则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财政部长吴波活到九十九岁,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不到三万元.他生前是这样对待金钱的:国家每月给他的保姆费,他全交了党费;组织上安排他回家乡看看,他坚持不肯把往返车票拿到公家账上报销;他经常给社会捐款,家乡的父老乡亲有困难,他便拿出自己的工资给予救济;他逝世后连住房也交给了国家;他给组织上的一份遗嘱中写道:"我是一个无产者".     

略论我国《继承法》修改不应规定特留份制度

本文由"泸州遗赠案"和"杭州遗赠案"的不同处理出发,对特留份制度的价值及其在我国的意义提出质疑,接着介绍了国内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的主要理由并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目前《继承法》修改还不宜将特留份纳入其中,而应着眼对必留份制度进行完善。     

遗嘱信托受托人的义务及救济

在遗嘱信托中,只有通过对受托人的义务进行详尽、具体和严谨的规定,才能保证受益人的信托利益不会因受托人的变更、缺失或其他原因而造成不利影响,使遗嘱的订立人的意愿得以完整实现。我国的相关立法由于经验的不足显得较为粗糙,而要想遗嘱信托制度得以完善发展,对受托人就必然要有合理而严格的法律制度的监管,我国还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强立法。     

论遗嘱监护制度在我国如何更好地适用

监护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的设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一切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上的保护.纵观我国的监护制度,其在立法、司法、实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需要多方借鉴,加以完善.本文通过对外国监护制度中的遗嘱监护进行多方比较分析后,综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及监护制度发展现状,提出在我国建立遗嘱监护制度的必要性及建议.     

打印遗嘱效力认定问题研究

遗嘱继承自确立以来,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以法律的形式对财产所有人处分自己的财产提供了保护,不受他人干涉,并且具有极高的排他效应。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新形式的遗嘱,比如说打印遗嘱,对于这种遗嘱的效力问题不论是遗嘱订立人自己打印或是委托他人打印在理论上都存在一定的分歧,我们本文要探讨的就是打印遗嘱法律效力应当如何认定,它又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