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镇化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从二元经济增长模型推出两个命题假设: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城市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门槛效应。根据门槛水平对我国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程度做出归类,证实了我国城镇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将实证研究与现实相结合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都需要更着力地推进城镇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北京大学测度的2011—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地方税收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地方税收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地方税收增长,在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地成立。分位数回归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低分位数上对地方税收影响小且统计显著性弱,在高分位数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的影响大且统计显著性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对地方税收影响有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税收增长主要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提高和移动化、便利化等程度加深实现的。     

人民币汇率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双向波动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即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分配效应不容忽视.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强调其线性影响,且存在重大分歧.鉴于此,文章基于开放经济的视角,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层面来揭示汇率变动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微观机理.理论分析表明,汇率变动会通过城乡可贸易品的比重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为刻画上述影响,文章进一步采用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赖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度,且呈现非对称性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即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利于缩小中低收入水平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会扩大高收入水平且高贸易开放度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中高收入水平且低贸易开放度地区的影响则不明显.因此,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因地而异地看待汇率变动的分配效应并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将是中国政府未来应该正视的课题.     

金融发展加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吗?——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证据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变量,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是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新兴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文献,总结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传导机制,并利用中国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和Hansen(1999)的门槛模型,对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金融发展显著加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而且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表现出鲜明的门槛特征,跨越特定门槛值省区的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     

FDI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双门槛效应

利用1997—200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以市场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研究了FDI对区域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显著具有基于市场化水平的"双门槛效应";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市场化水平高、吸收的FDI数量大、国际贸易发展水平较高,西部地区省份的情况与此正好相反,中部地区的情况介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在控制了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政府优惠政策的影响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国际贸易发展。最后提出简要的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三种渠道,提升出口复杂度,但其影响存在门限特征。当跨越金融门槛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出口复杂度,且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要大于金融发展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因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教育融资功能尚未发挥作用,所以,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出口复杂的作用较弱。     

FDI技术外溢与技术差距的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四位数分类行业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Levinsohn和Petrin半参数方法估计生产函数,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及其基于技术差距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技术水平“三门槛效应”.虽不同所有制结构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差距较大,但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都停留在较低水平,FDI溢出的边际效应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递减,表明了FDI不利于高技术水平企业的技术提高,但能促进技术落后企业的技术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规模的门槛效应研究

能源消费和供给的重要性使得政府给予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更多关注和支持,能源企业经营存在较大风险使得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现一定特殊性。以我国能源企业2013-2018年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能力指标为样本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在评价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分别研究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及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综合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产出能力的表现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和能源企业的技术政策制定和创新投入决策提供参考。     

创新驱动下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基于平衡充分发展水平的门槛分析

创新驱动是破解中国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采用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全局参比Malmquist模型测度了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别对中国各省市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然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平衡和充分发展水平下创新驱动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①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②各省市平衡和充分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各省市之间的变化情况差异较大,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③在不同的平衡及充分发展水平下,创新驱动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当平衡充分发展水平较低时,创新驱动对高质量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当平衡充分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创新驱动对高质量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平衡充分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创新驱动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