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规模、集聚外部性与区域创新能力

采用2005-2013年中国内地30个地区（除西藏外）27个工业行业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地区规模下,区域内多样化集聚（Jacobs外部性）、专业化集聚（MAR外部性）和企业竞争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地区规模较小时,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与企业竞争都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随着地区规模的日益增大,多样化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小;专业化集聚、企业竞争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分省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检验了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是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还是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条件;公共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作用最大,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国际贸易技术溢出贡献虽稳定但十分有限,FDI技术溢出的作用并不稳定;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形单一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超过门槛值时,本土研发投入并不能继续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再显著或降低。     

产业数字化对高端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文章选取了2015—2020年江苏省高端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产业数字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其中的非线性效应,并从不同行业视角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产业数字化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具有更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在总资产周转率和研发投入程度超过门槛值时提升作用更优。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对设备和器材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较好,但对化学医药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滞后性。文章基于实证结果,从企业风险管控、人才引进和政府专项扶持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数字技术、市场化水平与新能源产业发展: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以市场化水平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数字技术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技术与新能源产业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数字技术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型特征.数字技术发展的最佳市场化水平区间为第二区间...     

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分析

产业集聚作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但鲜有学者直接研究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基于2000-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方法,从人均收入和人力资本两个角度,检验了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阶段,低碳约束抑制产业集聚,而在高收入阶段,低碳约束则显著促进地区产业集聚;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结果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低碳约束能够显著带动地区产业集聚,在中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     

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检验

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限模型,从金融发展与多维度吸收能力视角实证检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金融发展和吸收能力门槛效应。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3个维度的吸收能力均存在最低门槛,小于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跨越门槛后,呈正向FDI技术溢出,FDI技术溢出随着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增强。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最低门槛值,小于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越过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为正;而金融发展超过某一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会由正变得不显著。     

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环境影响的空间效应及门槛特征

以2004—2013年中国东北地区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夜间灯光和PM_(2.5)年均浓度遥感影像数据,对市域空间结构和环境污染水平进行测度,借鉴环境经济学中的STIRPAT模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考察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对环境的影响,进而理清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响应机制,并探讨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环境影响的空间效应以及不同规模城市的门槛特征。研究发现:①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的单中心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②城市空间结构对环境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尺度上的非线性门槛特征。③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本地区环境污染会加重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而本地区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环境污染具有抑制作用,邻近地区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则会加重本地区环境污染。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地区制造业升级——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4~2011年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也就是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会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是否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新引擎,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为中介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研究数字经济是否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均可以在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说明数字经济在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有边际递增效应。     

信贷约束与我国农户收入差距的面板门限回归——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了重要冲击,对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差距的分析显示了二者间倒U型关系的存在,破除农户借贷资金的约束可以削弱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利用2 100户农户2005～2009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农户收入差距与信贷约束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农户信贷约束中的门槛效应,数据分析支持了门槛效应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农户借入资金的信贷约束及其门槛效应是农户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诱因,因此,对农户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倾斜可以打破初始财富禀赋较低农户在信贷约束上的门槛效应,有利于改变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