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地区金融合作的具体思路

在当前金融中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京津两地金融合作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提出了加强资金流动、共建北方金融中心、加强金融创新合作和金融生态环境合作等具体思路。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危机后的思考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的缺陷进一步暴露出来:美元本位制放纵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国际资本流动缺乏监管以及不稳定的汇率体系加剧了危机蔓延。虽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面临美元霸权、改革成本高等方面的阻碍,但改革现行的IMF以及扩展国际救助范围,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已然成为改革方向。     

浅析国际金融危机下中日经贸合作新契机

本文将就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日在贸易额、依存关系及跨国投资方向三方面的变化,分析其产生的经济原因,即合作对等性加强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论证在新经济形势下中日双边贸易合作的新契机,并对于中日贸易合作前景提出展望。     

金融公司行政托管法律制度的完善——从公司控制权的角度分析

行政托管是我国较有特色的一项处置高风险金融公司的制度,但目前该项制度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法律关系不明、法律责任不到位等弊端,从公司控制权的角度看托管人的权责应当匹配,建议将行政托管规定为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分重组式托管与清算式托管进行不同规定,尤其要注意完善托管人义务与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以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与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分析

积极推进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不但是探索企业资金集中统一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当前加强企业管理、深化企业改革、规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积极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不仅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与资金监控,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实现风险控制,而且对于增强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分析了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对策。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法控制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拉大了,虽然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的解决有多种办法,但金融法作为宏观调控居于核心地位。本文首先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金融法调控的内涵和相关的理论进行了分析,紧接着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金融法调控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金融调控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后危机时代海外共同基金业的发展

共同基金作为历史悠久、运作规范的主流投资品种,在资产管理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业产生严重冲击的背景下,全球共同基金业也未能独善其身。但随着危机热浪退去,海外共同基金业又重新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本文梳理了2009年以来海外共同基金的发展状况,从规模、类型、申购、费率、交易自动化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得出共同基金产业后危机时代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及其与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与契合。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新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新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分析;其次利用协整理论,建立新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方程,以考察新疆金融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其实证结果进行解析。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元边际与生产率门槛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8-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所需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异质性的。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系统性地降低投资所需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次数和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的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显著,投资所需生产率下降得更多。尽管如此,高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仍然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控制了金融发展指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