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中国制造业发展：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模拟分析

运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对外贸易对我国制造业主要行业的产出、收益及投资水平的作用效果。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产出、收益和投资变化率与对外贸易变化率呈正相关;除了金属行业的收益增长率在贸易小幅增长时,其行业的收益率高于贸易的增长率以外,其余行业的贸易的增长率均大于各行业收益增长率,低于投资增长率;而贸易的小幅增长对于纺织业、金属行业、炼焦、煤气和石油加工业的收益水平的提升更有利;贸易的高度增长对于具有增长潜力的机械行业更有利;对于食品制造业、化学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来讲贸易的适度增长对行业发展更有利。由此提出在大力发展制造业贸易的同时,要针对各行业对贸易的不同敏感程度,合理的调整产业政策,发挥技术创新能力,以此提升制造业的贸易利得。     

Trade and dietary diversity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In public and academic debates, the linkages between agricultural markets and nutrition across the world are vividly discussed.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ongoing debate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er openness to trade and dietary diversity. It focuses on the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where trade reforms triggered growth in trade flow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ich in turn affected food systems in these countries. This shift provides a natural experiment for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agricultural markets and consumer behaviour. Reduction in trade barriers, for inst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the EU, and the gradual integration with world markets after 1991 had implications for diets through changes in production, prices and incomes. We utilize country-level panel data for 26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1996–2013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trade costs, agricultural trade openness and incomes on dietary diversity measured by the Shannon entropy index. The results from fixed effect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 a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indings that income growth affects dietary diversity positively. They also provide novel evidence that trade barriers reduce variety of products available in domestic markets, in particular fruits and vegetables.     

技术进步引起国际贸易摩擦的一个模型

保罗·萨缪尔逊在2004年提出的国际贸易模型中,运用数字例子对国际贸易的互利与摩擦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运用一般化的数学方法,扩展了这种研究,在四种和N种商品的贸易模式中,对国际贸易的互利与摩擦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国际贸易的互利与摩擦依赖于某种技术进步导致的贸易商品数目的变动,并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区域内,依据一定的条件形成,并相互转化。     

从零部件贸易看中日韩分工差异

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在日韩市场上零部件生产和组装的比较优势的分布、结构和变迁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通过分析扩展的RCA指标,得出结论,针对日韩两国市场而言,中国在零部件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总体上呈增强趋势;在组装业务上,中等技术零部件逐渐呈现萎缩态势,而高技术零部件组装的比较优势正在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同日韩两国之间的生产共享加强,而生产和组装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升级态势。     

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宏观管理的战略调整:金融经济语境的实证描述

金融经济的全球渗透业已构成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宏观管理的内在要素。通过构造影响实体经济的新机制和增加货币市场需求管理的复杂性重塑全球市场的需求面,辅之以全球化新趋势的供给面变化,金融经济正在构建新的国际贸易政策的全球环境。有鉴于此,中国外贸宏观管理调整应关注金融经济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内生性影响,相机实施新的外贸宏观调控以适应金融经济日益深化条件下经济周期的特征变化,同时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识别,建立国内外需求的统筹调节机制以满足宏观战略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目标。近期应当注意统筹运用金融、货币和主权信用手段改进中国的出口贸易环境,整合全球分销网络以建立动态培植和调节需求的新机制,并加强新型贸易品部门监控。     

国际贸易对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我国1998-2006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的行业间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出口对行业相对工资有正向的上拉作用,进口对行业相对工资有负向的下拉作用。但进出口对不同类型行业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出口贸易对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相对工资均有上拉作用,且对前者的促进作用大于后者;进口贸易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相对工资有下拉作用,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相对工资有上拉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促进出口,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适当控制最终消费品等产品的进口,有助于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我国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理阐释及经验证据

在传统贸易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背景下,实现外贸可持续发展战略给金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确认识我国金融发展对外贸的作用机理和效应有助于相应的政策调适。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金融制度、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分散风险和汇率调整等途径来影响国际贸易;经验分析表明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汇率贬值因素都对我国外贸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证券化因素则不然。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经济证券化因素并没有促进我国外贸的发展,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经济证券化因素仍会对我国外贸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风险管理研究

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飞速发展,而我国也一直把发展高新技术作为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的重点,积极鼓励并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从事国际化经营。然而,高新技术企业是典型的风险企业,加之全球经济的诸多不确定因素逐渐显露,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经营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从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经营影响因素入手,以风险管理过程为主体,构建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识别机制,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建立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国际风险评价模型,最终探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风险管理系统。     

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中印自由贸易区建设——基于实证的研究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经贸合作稳步推进,已互为对方的对外贸易、投资和经济交流的重要伙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龙象"合作对包括两国和全球在内的三方都是有好处的。本文通过对双方经济开放度、贸易结合度、贸易竞争性与经济互补性、以及贸易量与GDP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计算了GDP对贸易额的弹性系数,分析表明,中印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不仅具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更是在日益恶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中印和世界的理性选择,只有中印两国携手,才可以稀释衰退的负面影响。     

我国国际贸易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法中影响力系数的研究思想,提出了"能源消费影响力系数"的概念,运用1992年、1997年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计算了各进出口部门净出口每增加一单位,通过投入产出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数量,得出了对我国能源消费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性的进出口部门,以及这些部门单位进出口额的变化对我国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其中,在对能源强度的计算中,借鉴了投入产出混合价值模型(Input-output Model in Hybrid Units)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