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当庭宣判的变迁

刑事案件当庭宣判制度早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立法时就已确立,但它首先被司法决策作为一个命题郑重提出来则是在1996年修法之后,至今二十余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待当庭宣判的政策变迁呈现出办案效率导向、司法公开导向和庭审实质化导向三种价值定位与政策形态,并最终形成速裁程序强制适用、简易程序优先适用、普通程序建议适用的整体布局、分层推进的方案。而当庭宣判的地方实践整体上回应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导向,但呈现出差异化极大的两种面孔。一面是小部分典型法院打造了较高的当庭宣判率,另一面是诸多法院当庭宣判难以推进,最终定格为一种以办案效率导向为主的当庭宣判实践模式,主要适用于简单轻微案件,且司法资源配置低和高度固化,并存在较大随机性与异质性,呈现多元分化图景。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法将当庭宣判实践从放任自流固化到速裁案件强制当庭宣判的制度格局,可期待当庭宣判率有所提升的实践图景,但要真正激发当庭宣判实践的革命,则还要看普通程序当庭宣判率,以当庭宣判成为常态为标志。而对当庭宣判的价值期待与政策定位应采取过程导向,当庭宣判率的“打造”还得回到打磨一套足够激励当庭宣判成为常态的程序机制上来,让当庭宣判成为实质化庭审的自然状态。     

论经济法可诉性的完善——以经济审判庭撤销为视角

完善经济法诉讼制度对实现经济法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经济审判庭的撤销和传统诉讼制度的不足,使经济法可诉性在司法实践上陷入了盲区。经济法法律规范中亦存在大量经济法不可诉性的情形。基于此,为完善经济法的可诉性,在程序上建立经济特别程序,实体上明确规定经济诉权,建立经济法责任制度。     

略论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中使用最广泛,且最主要的一种解释形式,它对于弥补法律规范本身存在的缺漏,以及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司法解释还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法律的准确、公正实施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仅就司法解释中存在的检察解释的存在缺乏合理性、司法解释主体呈现"多元化"、"多级制"、司法解释"立法化"色彩浓厚这三个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从规范司法解释主体、加强立法解释、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的监督、强化法学家和公众意见对司法解释的引导和监督这几个方面提出完善的建议,以期对我国司法解释的发展有所裨益。     

论正当性法律解释

司法适用中,将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涵慑于作为大前提的一般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其关键环节在于司法人员对法律的解释。由于法律语言的“空缺结构”和法律解释的主体性等原因,一个法律规范存在一组法律解释结论,但是,针对一个具体的案件,只有一个结论是最佳的,即具有合法性又是最合理的,这个最佳的结论就是正当的法律解释。获得正当性法律解释需要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保障。     

“数字化翅膀”如何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来自公司违规治理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爬虫技术构造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公司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者能力）与强化外部监督水平（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长期机构持股水平）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治理效应在司法水平较高、数字金融发展较好地区更显著。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经济后果,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治理公司违规提供了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