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式多媒体教学：电子白板与多媒体相结合

多媒体教学已是现代教育技术的必备手段之一，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它的缺点越发明显，如学生不易抓住重点、师生交互性不够等。电子白板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可以达到，交互学习的效果，可以构建新型教学模式，充分体现板书的优点，提高学习效率、改善学习效果。     

“逆全球化”探源:基于双边投资协定深度决定因素的研究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受阻,“逆全球化”根源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首次利用贸发会议“IIA绘图”数据,构建涵盖101项关键条款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深度评价体系,测算了全球2539份BITs深度数据。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区位优势和母国所有权优势是决定BITs深度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东道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区位优势对BITs深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母国资本、技术和制度质量的所有权优势对BITs深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母国资本和技术水平对BITs深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道国劳动力资源对BITs深度的抑制作用增强,母国资本和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减弱,导致世界经济呈现“逆全球化”趋势,提高母国制度质量是实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开放式基金在上升市场与下降市场中选时与选股能力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10只开放式基金作为样本,根据它们的收益情况并联系市场背景,对它们基金管理人的选时与选股能力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基金在市场上升和市场下降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选时能力指标和选股能力指标与整体指标并不相同.这一结论可用于基金整体性指标研究.     

湖南宏观经济模型与经济波动

针对湖南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高于全国这一事实,建立一个湖南经济波动的预警模型.同时以政府消费和出口为先决变量,以GDP、居民消费和投资为内生变量,利用3SLS法建立一个联立方程组作为湖南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分析表明,政府消费对GDP等重要变量的乘数效应较大,因而应加大对政府消费的调控.在此基础上,结合ARMA模型和宏观经济波动模型对2010年以前的GDP、消费和投资增长率进行预测,通过系统化分析方法量化以上变量的无警区间,结果表明湖南未来几年的GDP、消费和投资波动将趋于稳定.     

活跃因子和杠杆因子表现分析——基于A股市场的多因子资产定价研究

多因子资产定价理论是继CAPM理论之后的重大创新,也是时下资本资产定价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本文搜集整理多因子资产定价理论的相关文献,分析梳理其发展脉络。通过理论探究,引入以市值增长率为代理变量的活跃因子和以资产负债率来衡量的杠杆因子。基于我国A股市场进行Fama-MacBeth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回归检验,发现加入活跃因子和杠杆因子后的八因子模型解释能力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其中活跃因子的表现显著,而杠杆因子对股票超额收益解释能力相对较弱,但仍强于六因子模型中的风格因子。     

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兼论农村金融机构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在于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但相关研究较少考虑不良贷款约束,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也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以较具代表性的沿海地区G省为例,运用非径向EBM-Undesirable模型从多个视角测算分析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并基于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经营效率进行了空间效应分析与影响因素估计。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总体水平较高,但起伏较大;农商行效率高于农信社,但2015年后差距有所缩小;经营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行业竞争、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是驱动因素,隐形风险是阻碍因素。鉴此,本文提出了加快推进农商行治理能力建设和产品服务创新、将经营效率作为农信社改制的重要参考指标、监管部门和省联社给予针对性经营指导、深化邻近协同经营等政策建议。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研究——基于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理解资本流入的驱动因素,对于设计一个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框架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1998年至2018年间45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各类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重点分析了资本流向亚洲地区的驱动因素与其他地区的共性和异质性。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面板数据集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制度质量和国内因素对吸引资本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对亚洲地区来说,人均收入增长和贸易开放是吸引资本流入的重要驱动因素,国内外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吸引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VIX指数和影子利率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也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在设计管理资本流入的政策框架时,全球经济金融合作和政策协调应被考虑在内。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2018年面板数据,测度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对本省域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均有促进作用,而在部分矩阵下对省际创新发展有负向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人才投入与外商投资均对区域创新产生一定影响。为此,建议加强区域技术联系与资源共享,打破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创新发展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实施创新资源精准投入,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应用水平,以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充要条件分析——基于预期收入成本理论

笔者结合收益成本理论及托达罗模型,在对农民预期迁移收益和成本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调研数据,分别对就地和异地两种迁移方式以及迁移前后的收益进行对比分析。结论显示: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迁移和异地迁移的最低期望月薪差值远远大于异地迁移成本;第二,农民对就地迁移和异地迁移的最低期望月收入分别是农民在农村剔除务工收入后人均月收入的3.42倍和4.80倍,这两个比例数值即是本文寻求的焦点——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充要条件,并且该比例数值可能会随着不同地区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减小。     

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体制依赖及理论模型——基于不同体制条件下的我国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研究

银行市场营销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体制背景下并依赖于一定的体制运行的,体制（或制度）是解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行为的重要变量。本文首先阐述了体制与制度的内涵及二者间的逻辑联系,阐明体制是制度的一部分;论证了市场营销对体制的依赖,体制要素结构为市场营销提供了资源配置的机制或方式;分析了体制或制度对银行市场营销的重要作用,指出体制是确保银行市场营销活动规范有序并持续获得高效益的根本保障;其后建立了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一般理论模型;最后分别以不同体制条件下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市场营销目标、营销变量特征、营销体制约束与激励条件的分析为依托,构建并比对了相应的经济转轨时期、市场体制下以及开放经济下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