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公司法与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是我国新公司法的要求,在实践中如何理解这一责任,甚为重要,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发展和新公司法的实施.立足于现阶段的社会实践,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不得有损于社会和谐及社会发展并因此而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这一义务以保障劳工权益、保护环境、珍惜资源为核心.这种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解极具现实意义.同时,探讨如何将新公司法这一倡导性规范的要求合理地付诸实践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基于公平与效率均衡的城乡和谐

已有的对城乡和谐发展问题的研究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城乡和谐发展的途径方面,却忽视了对城乡和谐衡量标准的研究.本文从公平与效率统一(均衡)的视角来解析城乡和谐的标准以及城乡和谐演进的机制,并构建了一个基于公平与效率均衡的城乡和谐发展模型.该模型揭示,城乡和谐是公平与效率均衡的函数,市场机制与政府制度的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房地产泡沫问题研究

自1998年开始，我国住房制度改革逐步深入，特别是随着福利化分房的结束，住房商品化的开始，房地产业进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山东省房地产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也连续快速攀升。本论文以济南市为例，在收集整理大量有关房地产泡沫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对于济南房地产市场的判断：总体发展健康，但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避免泡沫的形成。     

利率风险管理的重要免疫工具:持续期模型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凸现利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作为一种利率风险管理的重要免疫工具,持续期配比策略在近些年来有了较大发展.本文在深入探讨Macaulay持续期的三种重要含义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和比较了近期提出的几种主要持续期即:方向持续期、 部分持续期和近似持续期,最后简单讨论了将这些持续期模型及其免疫策略用于中国市场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租赁公司的利率风险及管理对策

金融租赁公司所面临的诸多利率风险中,成熟期错配风险是最为关键的,久期模型是其通用的衡量方法。金融租赁公司的久期缺口分析是利用久期管理利率风险的主要方法,但久期模型运用中也存在着诸如久期对称成本高、利率风险免疫动态性及凸性等问题。金融租赁公司面对利率上升的风险,应采取设立风险管理部门、做好基础资料积累与分析、加强利率走势预测及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等对策措施。     

利率市场化中的风险转移与商业银行风险规避

利率市场化通过对利率管制下扭曲利率的校正 ,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利率市场化以后 ,基准利率的确定、利率的波动趋势以及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 ,将使商业银行面临风险转嫁的可能。商业银行必须适时建立起完善的风险防范和风险管理制度。     

试论实物期权及其在会计实证研究中的运用

实物期权是以实物资产为标的物的未来选择权。实物期权的思想目前已被西方的学者广泛地用于会计的 实证研究当中,然而国内却鲜有学者涉足这一领域。因此本文试就此做出简要的介绍,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国房地产市场垄断程度研究--勒纳指数的测算

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竞争的不完全性和垄断力量的存在.勒纳指数是衡量市场垄断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本文分别针对我国和各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各年截面数据以及我国和各省(市、区)的时间序列数据等样本,对房地产市场的勒纳指数(即市场的垄断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相当严重;虽然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竞争状况逐渐好转,但这一过程非常缓慢;为了确保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和居民福利的提高,今后政府应将促进房地产市场竞争作一项基本的方针政策.     

制度约束、利益博弈与农村信用社改革

我国农信社体制的变迁与发展，是数十年来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集中反映，也是制度约束的必然结果．由此构成了中国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问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从利益博弈的角度分析，每一轮农信社体制的改革都将引发一场利益关系的博弈，博弈的均衡点就是此轮改革的结局。希望在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框架之内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全部或大部分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Choosing sides in the trilemm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ycl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ycles on structural chang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impact of these cycles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comb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developing economy. The cases of Brazil and Argentina are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Korea and China. In the Asian economies, macroeconomic policy has been a complementary tool along with industrial policy to foste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apabilities. Inversely, in the ca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long periods of real exchange rate (RER) appreciation, combined with the weaknesses (or absenc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contributed to the loss of capabilities and lagging beh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