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区域收敛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已成为除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新要素,能否依托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城市创新？文章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基本界定后,借助微观大数据构造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2015-2018年中国283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及创新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其中,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创业活力增强效应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两条重要路径。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消除样本选择偏差、选择分位数回归,以及创新性地采用各地级市市长过去修习的专业作为历史工具变量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成立。进一步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特征,不仅促进了本地区创新水平提升,而且对相邻地区的创新产出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有利于缩小区域创新差距,实现区域创新收敛。此外,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发明专利的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的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质量创新而非策略创新。文章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也为理性看待数字经济、防止出现数字鸿沟,实现区域创新均衡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2-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FDI规模正相关,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明显;劳动力成本与FDI规模反向变动,且东部影响较弱、中西部影响较强;基础设施与FDI规模正相关;对外开放度对东部FDI有正影响,对中部为负影响,而对西部的影响并不显著;沿海区位优势是东部FDI高于中西部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出了政策建议。     

考虑环境因素的区域创新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方法

以往研究在测算区域创新的效率时并未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以中国省级数据为基础,应用三阶段DEA方法,在控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区域创新的效率问题。研究表明,我国区域创新的效率较低,且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不高所致;与经典DEA方法相比,三阶段DEA方法的测算结果更符合经济现实,更能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创新效率水平。本文结论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效率改进提供了启示。     

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劳均服务业增加值区域不均衡的影响。研究表明,东、中、西部服务业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这加剧了我国服务业区域发展失衡现象。我国各省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服务业技术效率之所以不均衡,关键原因在于其市场化进程不一致。最后,文章据此提出了缩短地区服务业发展差距的政策措施。     

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区域分布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的作用机制。运输成本差异形成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选址优势,而这一优势和目前的高劳动力流动成本一起,形成了沿海高成本压力而内地收入低下的新空间“二元”结构。同时,我们计算了区域经济的实际数据对这一机制进行印证,假如这一局面继续维持,它将妨碍沿海和内地产业分工与均衡发展。文章还认为,因为经济集中的趋势是内生的,所以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促进性而不是限制性的。     

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

早在蒙代尔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之时,他就指出了最优货币区的范围可以大于国界,也可以在一国国界之内。本文把常用于国际经济领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指出我国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也证实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进一步,本文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最后本文提出推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缩小东中西区域经济差异,顺畅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建议。     

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分析了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1996—200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为了减少计算偏差,我们在使用承认无效率项存在的生产前沿技术的同时,引入了人力资本要素。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迅速,30个省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差距逐年扩大。同时我们发现在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后,1996—2003年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得益于技术进步;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存量,则低估了同期的效率提高程度,而高估了期间的技术进步指数。     

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

报酬递增是跨国或区域经济增长发散的重要动因,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则决定了报酬递增的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地区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程度显著地影响了1970—2000年各省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国外和地区市场是相互替代的,而一旦控制了市场规模因素,各个省区即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本文根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有效地控制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要素自由流动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吗——基于“协调性集聚”的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当代经济内涵式增长的源泉,现有文献多从要素流动视角来考察经济集聚过程中的区域差异。然而,若将要素流动引入区域生产函数进行推导,可以发现非区域性要素集中规模的扩大,既能提高要素流入区域的劳动生产率,也能提高要素流出区域的要素收益率,基于此,本文以“协调性集聚”为核心概念,通过拓展现代集聚模型来构建要素在自由流动中走向协调发展的理论假说。实证结果进一步显示,虽然我国发展要素在大规模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并呈现进一步向超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但要素流动在提高要素流入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要素流出区域的要素收益率,并从需求侧激发了要素流出区域的市场潜能,要素流动在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呈现“协调性集聚”的趋势。因此,发达的要素流入区域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劳动生产率,欠发达的要素流出区域通过建立健全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提高要素回报率和收益率,是新时代我国形成市场主导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有效途径。     

中国省际区域经济差距演进及协调发展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区域经济差距经历了差距拉大—逐渐缩小—缓慢增大—逐渐缩小—维持不变的过程,逐步趋于收敛,其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基础、资本投入、区域要素配置、区域要素使用和制度因素的地区异质性。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不断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开放水平,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完善与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要求相适应的宏观区域政策和区域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