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下在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路径选择

本文系统归纳总结了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产生、发展、定价方法,结合我国产业集群背景下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管制的现状,阐述了我国的应对政策。     

极化效应下广东产业转移的战略思考

产业转移是广东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广东唯一的经济增长极,目前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产业转移形式的经济扩散局限于区域内部及相邻地区。广东经济均衡发展的根本路径在于创建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经济区域经济增长极,以吸引外商投资和发展内源性企业集群,产业转移应着重于珠江三角洲边远和相邻地区。     

促进珠三角地区产业省内转移的政策建议

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势在必行,财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珠三角的产业转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结合当地的实际,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促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顺利进行。     

四川省承接纺织产业转移的优劣势分析

东部纺织企业向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趋势越来越明显.承接纺织产业转移对四川而言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纺织产业升级的机会,与其他地区相比,本文分析了四川的优势和劣势,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对策。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URBAN–RURAL DISPARITY IN HUMAN CAPITAL IN CHINA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s, the human capital level of the labours moving from the rural areas could no longer meet the demand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s. Therefore, “structural shortage of technical labour” emerged in the labour market as a result of excess of demand for high‐skilled workers. Previous literature most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human‐capital level and labour movement, income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bu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focus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ve disparity of urban and rural human capital and labour movement,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 of urban–rural human capital gap on industrial output, profit and social welfare.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bridging the urban–rural gap in respect of human capital level c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e “structural shortage of technical labour,” but als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general social welfare.     

政策时滞与战略超越——评日本经济危机对策

非干预主义者一般抓住政策的时滞问题以否认斟酌处置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日本政府通过把经济危机对策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有机结合,弱化了斟酌处置财政政策的时滞问题对政策效果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提升日本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的国家竞争力做了准备。     

电力企业合同的法律风险与控制策略

供用电合同的签订与使用,在给电力企业带来极大好处的同时,由于合同的拟定、审核、签订、履行、管理、纠纷处理等众多环节上还存着许多问题与不足之处,也给企业带来了诸多法律风险。为此,电力企业应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规避电力市场潜在的风险,更好地维护供电企业合法权益。     

从财政分权看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

举债权是规范的分税制赋予地方政府应有的财权。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是题中之义。本文首先从财政分权理论出发,指出发行市政债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替代措施。     

纵向财政失衡、FDI竞争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兼论标尺竞争机制下地区间的策略性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关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一直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点话题,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常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本文尝试将表征现行财政分权制度特征的三个要素,即纵向财政失衡、地区FDI竞争和地区间竞争模仿的策略性行为,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对其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征及机制路径。研究发现,纵向财政失衡与地区FDI竞争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地区FDI竞争对纵向财政失衡的负向抑制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使其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策略模仿,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呈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受抑制的主因是FDI竞争所致,欠发达地区则主要缘于纵向财政失衡的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纵向财政失衡通过作用于财政支出结构与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两种方式实现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的抑制,而FDI竞争则主要是通过扭曲财政支出结构的方式实现其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制度性成因探寻的文献,对于如何全面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政绩考核指标等具有借鉴意义。     

控制权、规模与并购绩效——基于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微观层面上,有关"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利弊之争核心在于控制权性质不同的企业是否具有不同的"趋利避害"能力。本文从控制权和规模扩张来剖析"趋利避害"的具体表现,研究其影响并购绩效的路径和机制。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人在企业并购中存在支持与掏空行为;(2)随着规模扩张,企业并没有获得规模、范围经济以及垄断势力带来的混合正向效应;(3)相对于政府控制,非政府终极控制人具有较强的掏空能力(趋利),和降低规模、范围不经济和无明显的垄断势力的负面影响能力(避害)。本文研究价值在于,理论上发展了不同性质的控制人在价值分配(掏空)、价值转移(市场势力)和价值创造(规模、范围经济)上的能力差异;实践上,能够为监管层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提供相应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