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公共政策协调研究的思考

当前公共政策协调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学术界关于公共政策不协调的现象、原因、影响、对策等方面已有一定的积累。有关政策协调的边界、理论借鉴、解释框架和实现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我国东中西部三地区环境与经济系统发展的协调度研究

区域环境与经济系统发展的协调度研究,具有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层次性等特点,难以量化,近年来已成为理论和应用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相关数量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进行了综合度量,以期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时空比较和有关政策的实施提供科学的依据.     

河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讲,二者应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也有超前或滞后的情况.河南省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但又快速发展的省份,二者是怎样的情形,是否有自身的特点.本文借助于统计方法,通过对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互动的实证分析,得出河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基本协调发展,但省内各地市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并对如何提高河南高等教育与经济的适应性和协调型发展提出策略.     

我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机制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但由于二者干预经济的理念、目标和手段等不同,在引导市场竞争过程中,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如何建立协调我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机制就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谈如何加强施工企业项目责任成本管理

成本是企业的生命之源,责任成本控制是企业增效的关键,特别施工企业。如何加强工程项目责任成本管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都市圈形成要素分析

都市圈是一个动态经济系统,必须对其进行动态分析。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关于都市圈形成的四个基础性问题,进而提出都市圈的形成要素分析必须从都市圈形成的基础、动力、政府角色和利益协调四个方面入手。其中,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是都市圈形成的基本条件;市场机制是都市圈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力;政府应在都市圈的制度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竞争与合作是都市圈内部利益协调机制的基本内容。     

基于城乡统筹的重庆市耕地保护模式创新探索

本研究紧紧围绕保护现有耕地质量、拓展新增耕地来源、提高新增耕地数量质量、市域统筹建设用地指标等方面,提出基于城乡统筹的重庆市创新耕地保护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城乡统筹的重庆市创新耕地保护模式切实可行,相对于其他耕地保护模式更具有可实施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对我国耕地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国其他省市的耕地保护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从“招商引资”到“内培外引”促昆明和谐发展

招商引资,改善了昆明的基础设施,优化了昆明的环境。通过招商引资,昆明在城市形象提升、资金吸纳、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就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昆明彰显出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优势。然而,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出现了"招来女婿赶走儿"的现象,因此,昆明着力改进招商引资模式,实行"内培外引"模式促进本土企业"二次创业";促进昆明经济和谐发展。     

中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及因应策略

为对我国对外投资和招商引资的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作者对比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流入和流出的规模及相关指数,并借助邓宁投资阶段理论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结果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与FDI流入相差甚远,更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因此,促进FDI流入和流出相互协调势在必行,为此需要切实把握我国FDI流入和流出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找到切实可行的措施。     

Partial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Great Fish War

This study extends the great fish war model of Levhari and Mirman [Levhari, D. and Mirman, L. (1980)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1: 322–344] by incorporating a multiple country context into the model and investigates the existence of a partial coordination Nash equilibrium. First, findings of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a partial coordination scheme is sustainable only in limited cases. Any coalition that has more than two member countries cannot be sustained. Second, the existence and the number of coordinating countries depend critically on the magnitude of the biological and preference parameters. Finally, if the coalition is assumed to be a dominant player, there always exist one or two welfare-improving sustainable coalitions and the size of the sustainable coalitions depends on the parameters of th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