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产业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

该文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和度量嘉兴市不同产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探讨各产业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的，旨在为今后嘉兴市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对外贸易对西部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西部对外贸易对GDP的拉动度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对GDP的贡献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促进西部经济增长,应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进口增长率,保持进出口平衡,拓展边境贸易,发展西部各省的特色经济。     

制度与经济增长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并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而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制度既定的假设条件,使经济增长理论更趋成熟和完善。但制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是有条件的,即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制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而在制度均衡的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制度。     

大型企业增长过快对我国消费和就业的不利影响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劳动所得所占份额的相对减少,从而使得消费性需求相对不足,阻碍了经济稳定增长。我国大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增长率上看都要高于中小企业,这种现象在工业企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而在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则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我国有必要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以防止我国出现最终产品的使用结构失调和就业不足的现象,从而保证经济稳定高速的增长。     

制度变迁对中国汽车工业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中国汽车工业增长是粗放型的，技术的贡献极低，而制度变迁贡献的潜力非常大。为此，一方面，要加快汽车工业的技术创新进程；另一方面，要深化汽车工业领域的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进程，以推动汽车工业走上高效、集约武增长之路。     

我国地区经济差异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建国以来全国及各省区的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描述,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我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并采用国际上流行的Panel data方法从多个角度对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于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经济发达地区。     

揭示"制度与增长关系之谜"的一个研究视角——基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4)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直接推动经济体制转型深化的内在动力,而经济转型虽然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影响作用,但这种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在制度与增长二者关系中,制度虽然是影响增长的长期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而恰恰相反,增长对制度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这说明制度创新在增长的大背景中更易达到,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扩大消费需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现阶段居民消费需求状况的客观要求.当前,要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推动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影响的计量分析

选择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和科技投入指标,对1991～2003年间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变化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分析,并通过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相关性模型的建立,对东北地区未来科技投入的趋势做出判断,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优化科技投入的具体对策建议.     

Choosing sides in the trilemm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ycl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ycles on structural chang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impact of these cycles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comb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developing economy. The cases of Brazil and Argentina are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Korea and China. In the Asian economies, macroeconomic policy has been a complementary tool along with industrial policy to foste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apabilities. Inversely, in the ca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long periods of real exchange rate (RER) appreciation, combined with the weaknesses (or absenc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contributed to the loss of capabilities and lagging beh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