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中国保险业增长

制度变革是推动中国保险业高速发展的最直接原因.保障制度、企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的变革所释放出的保险需求为保险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市场前提和空间,保险主体的多元化、企业行为的市场化增加了保险供给能力,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国保险业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保险监管的市场化、法制化则为保险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竞争环境,保证了保险业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解读会计信息产权

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存在带来会计信息供求的冲突,解决此冲突的规则就是会计信息产权。会计信息产权需要界定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取决于对企业所有权分享、管制和道德等因素,企业所有权分享下的会计信息产权界定是初始的界定,无法完成初始界定时可采用管制方式进行强权界定,道德是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不可缺少的因素。国企改革所滋生的各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会计信息产权畸形性,欲抑制其畸形,正确处理国企所有权的分享问题的同时,建立“共同治理”的机制和“相机治理”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制度变迁对中国汽车工业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中国汽车工业增长是粗放型的，技术的贡献极低，而制度变迁贡献的潜力非常大。为此，一方面，要加快汽车工业的技术创新进程；另一方面，要深化汽车工业领域的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进程，以推动汽车工业走上高效、集约武增长之路。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ous beliefs 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ous beliefs on firm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decisions. Using data of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which is featured with great heterogeneity of belief, we find that heterogeneous belief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M&A transactions, and firms with greater heterogeneous beliefs are more likely to pay the transactions with stock. Moreover, we show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easured by state ownership, weakens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ous beliefs on firms’ M&A decisions.     

Insider ownership and signals: evidence from stock split announcement effects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investors regard the level of insider ownership of a firm as useful for evaluating stock split decisions.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normal returns at the announcement of stock split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insider ownership. The results prevail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relevant factors.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 exists for small firms, but not for large firms. This indicates the market evaluates stock split decis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both insider ownership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政府补贴、机构股东与成本粘性

以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拓展的成本粘性模型,探究“八项规定”后政府补贴、机构股东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增强了成本粘性,机构股东能抑制成本粘性,机构股东对政府补贴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与企业产权性质无关;机构股东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不同地区,政府补贴、机构股东、成本粘性之间关系不同。政府补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仅在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年份时存在;机构股东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与地方政府官员变更无关,但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仅在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年份存在。     

工会承诺、组织承诺和员工绩效——被企业所有制类型跨层次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我国工会维稳与维权的双重角色,要发挥工会预防劳资矛盾激化的功能,并履行集体劳动争议代表的责任,需要研究工人是否对工会有承诺,以及这种承诺与组织承诺和员工绩效的关系。鉴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会的差异,文章基于角色理论、认知理论和交换理论,针对员工的工会承诺、组织承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中使用了32家企业共709个员工样本的嵌套数据建立了不同所有制企业跨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假设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会承诺正向影响组织承诺,组织承诺在工会承诺和员工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并且该中介作用在公有制企业中较强,在非公有制企业中较弱。文章最后对实证分析部分进行了讨论,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制度变迁理论视域下日本企业劳资关系的演化规律及启示

社会文化因素在影响与制约劳资关系系统的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具有高度稳定性和传承性的文化传统能够从深层次上指挥或引导制度变迁的发生及其走向,从而构建出不同类型的企业劳资关系。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对日本“利益一致型”企业劳资关系演化中的文化路径依赖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和”观念、集团意识、等级思想、“家”原理等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企业伦理观、人性假设、企业文化类型、劳资博弈格局和劳资关系模式,是日本企业劳资关系演化中形成路径依赖现象的驱动性因素。在日本企业劳资关系的重建过程中,这种路径依赖规律会依然发挥作用,引导劳资模式向“利益协调型”演化。     

工作—家庭平衡的企业制度安排

工作已经通过网络渗入家庭,员工面临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组织绩效和生活质量。工作—家庭平衡作为企业家庭伦理理论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制度设计的中心问题。对工作—家庭平衡制度安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平衡还没有成为政府、企业和员工的共享信念,制度设计失去社会价值观基础;弹性工作制是有效的正式企业制度;家庭照顾福利是无效的正式企业制度;经理须持之以恒支持员工平衡工作—家庭需要、控制因享用工作—家庭平衡福利而带来的负面职业生涯后果。两者是有效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在全社会倡导、培育以工作—家庭平衡为核心的企业家庭伦理管理哲学、提供家庭照顾福利作为公共制度供给;企业进行系统的组织文化改造;员工培育照顾家庭的应得权利感。     

信息披露监管模式变更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考察信息披露监管模式由“辖区监管”变更为“分行业监管”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分行业信息披露监管模式的实施有效抑制了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且对于低质量信息披露以及高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抑制效应更加明显;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降低代理成本是其发挥抑制作用的重要路径。在排除了替代性解释和内生性问题以及通过安慰剂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