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监管强度具有风险抑制效应吗?——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的监管流程角度出发,运用我国71家商业银行 2003年至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监管强度提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事中现场审查而言,银行业监管部门事前发布监管公文和事后违规惩戒措施实施强度提升的风险抑制效应更为明显。监管强度提升的风险抑制效应对大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作用普遍更强。但对于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的影响则存在差异,其中,监管公文发布对上市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要弱于非上市银行,而违规惩戒措施的效果与之相反,现场审查对上市、非上市银行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利用16家上市商业银行从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三季度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方法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和杠杆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货币调控在金融稳定方面并非风险中性,它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货币政策放松会相应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第二,杠杆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的有益补充是有效的,银行杠杆水平越低则其风险承担水平也越低,杠杆率监管会减缓或抑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这也为2018年我国“宽货币紧信用”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就完善并协调货币调控、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提出政策建议。     

管理层薪酬激励与公司风险承担间的关系--基于动态内生性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动态内生性的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以动态性视角研究了管理层薪酬激励与公司风险承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激励与公司风险承担间存在动态内生性问题,不仅当期管理层薪酬激励对当期公司风险承担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前期管理层薪酬激励也对当期公司风险承担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两种薪酬激励方式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方向相反。此外,前期公司风险承担对当期管理层薪酬有反馈效应。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6-2022 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该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试验区的设立可以发挥资源支持和治理效应,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进而提高试点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的设立主要提高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数字基建水平较高地区样本组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以上研究结论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上市民营企业的数据研究

风险承担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与股东财富,但民营企业往往面临着风险承担水平不足的问题,在国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国有股权参股民营企业能否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呢？文章以2014-2019年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国有股权参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参股能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民营企业所处环境的政策不确定性高、参股国有股权来源于本地时,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效果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国有股参股及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民营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风险承担、净息差趋势与银行稳定发展研究——基于2009-2019年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实验证据

基于Ho和Saunders的做市商模型,引入监管资本约束,优化调整净息差理论模型,定量解释风险承担与净息差及银行稳定机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及其辅助分析方法,依据30家银行2009—2019年面板数据,考量风险承担、净息差趋势与银行稳定发展的实验证据。结果显示：风险承担与净息差呈现倒“U”形关系;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对促进银行发展具有稳定效应,风险承担能力对优化净息差区间存在规模效应。鉴于此,银行应加强风险承担与净息差趋势管理,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信贷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积极完善银行治理,提高发展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