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权与股权自由转让原则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现行法律对矿业权转让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导致部分投资者选择以股权收购的方式获取矿业权。股东依法处分股权的结果涉嫌规避强制性法律规范,此行为的法律效力亟待确认。关键是正确理解股权自由转让原则和矿业权有限转让的关系,将现行司法经验上升为立法,明确矿业权转让的类型及要求,同时完善矿业权转让制度。     

金字塔结构下股权激励的双重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金字塔结构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以及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两类治理关系普遍存在,对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也从单一治理关系分析框架向两者权衡分析转变。在双重治理关系视阈下,股权激励成为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重要工具。本文在提出双重治理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2006～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股权激励的双重效应及其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于第一类代理问题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未显现,这与控股股东对其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有关,股权性质能够对股权激励与控股股东不同效应的体现以及两者关系产生影响。     

最终控制人特征、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

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属性、控制权比例、控制权与所有权背离程度、控制链长度等因素对上市公司价值进行了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公司价值之间呈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而所有权与控制权背离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不显著。政府目标多元化导致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目标并不一定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政府附加的社会责任给上市公司的价值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下级政府部门。政府对上市公司控制链越长，企业受到政府的干预就越少，公司的价值就会越高；而控制链对于非国家最终控制的公司的价值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还发现不同非政府实体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之间价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家族化水平、大股东监督与公司绩效

本文将家族化水平、大股东监督与公司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进行研究。建立了在不同的家族化管理水平下．大股东监督对公司绩效影响的模型．并以2004年深、沪32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监督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家族化管理水平高低的影响。     

终极控制股东的政治关联、会计信息质量与注册会计师审计——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0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的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无论终极控制股东的政治关联如何,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类型与会计信息质量无显著相关关系;注册会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同会计信息质量显著负相关,终极控制股东政治关联的层次越高,该关系越显著。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影响在2013年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之后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于提高高管薪酬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权混合制衡度和超额委派董事均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证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借鉴。     

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减持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随着大批限售股解禁,大小非减持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关键问题。文章在理论上首次通过动态模型研究大股东减持,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最优减持与其现金流权及公司治理水平正相关,而与控制权私利、外部市场回报负相关,且减持并非其必然选择。同时,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控股股东减持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基于第一大股东减持数据,实证研究结果基本验证了理论发现。文章揭示了大股东减持的内在机制,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持股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市场上的减持现象。     

终极控制股东与治理效率的制度分析

终极股东控制的广泛存在往往扭曲了公司治理结构,中小股东利益更容易受到终极股东的侵害。从所有权结构的视角,对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通过对终极控制股东的形成和实现机制的研究,运用多重控制链模型解释了控股股东分离所有权和现金流权的方式,并且通过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存在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下,无论股权的集中度如何,都存在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治理效率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     

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制度论

股东派生诉讼要真正走入司法程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具体设计。股东派生诉讼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主要需解决的问题是公司在起诉时的作用、强制告知程序、诉讼参加的限制以及法院的审查范围等问题。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A Critical Appraisal

This paper makes three important points regarding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First, the current methodology involving SRI fund divestiture of the securities of firms that engage in socially irresponsible activity often results in unacceptabl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Second, in many cases the proper methodolgy for SRI funds may be purposely to include the securities of such firms in the portfolio in an effort to internalize socially irresponsible interfirm spillovers. Finally, that SRI fund managers may be able to bond their performance by organizing as closed-end funds subject to takeover and liquidation if the stated socially responsible objectives are not m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