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in the post-war U.S.

A New Keynesian model allowing for an active monetary and passive fiscal policy (AMPF) regime and a passive monetary and active fiscal policy (PMAF) regime is estimated to fit various U.S. samples from 1955 to 2007. The results show that data in the pre-Volcker periods strongly prefer an AMPF regime, even with a prior centered in the PMAF region. The estimation, however, is not very informative about whether the Federal Reserve's reaction to inflation is greater than one in the pre-Volcker period, because much lower values can still preserve determinacy under passive fiscal policy. In addition, whether a PMAF regime can generate consumption growth following a government spending increase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price stickiness. An income tax cut can yield an unusual negative labor response if monetary policy aggressively stabilizes output growth.     

城市地价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宿州市为例

运用全局和局域自相关统计量及地统计学半变异函数分析方法,对宿州市商业和住宅地价的全局自相关、各项异性及局域自相关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表明:在2 800m范围内,宿州市商业和住宅地价均存在较强的正自相关性且趋于高值集聚,随着相关距离的增大,地价半方差按球状模型曲线增长,自相关性逐渐减弱;在不同方向上,地价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不尽相同,南北方向上的空间自相关范围要大于东西方向,但随机性较强,自相关程度较东西方向弱;在全局呈显著自相关的情形下局域地价也主要呈空间集聚格局,但部分地区表现出异质性.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非参数逐点回归解析

文章利用1987-2008年我国的相关统计数据构建了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采用非参数逐点回归估计方法,估计了我国的教育投入、教育产出、城市化水平、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和政府经济行为等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刻画了各影响因素关于自变量系数的动态演进趋势。研究表明:各影响因素关于自变量系数的逐点估计结果共有四种类型:"倒U型"、"U型"、"上升型"和"下降型";各影响因素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有积极的作用,但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不同。     

全要素生产率、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基于跨期最优选择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以跨期最优分析框架为基础建立以中国贸易收支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1999-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FMOLS估计方法,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贸易部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对中国实际贸易余额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强劲;中国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实际贸易余额负相关,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会显著减少该地区的实际贸易差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提升对中国实际贸易收支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加重。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调节中国贸易收支的相关政策建议。     

成渝经济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空间布局合理性分析——基于空间经济学原理

根据中心地理论及空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首先通过引入冰山运输成本建立了一个以重庆、川南、川东北、成都平原四个城市圈为支撑点的空间菱形经济模型,然后分析了不同的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最后将成渝经济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的空间布局与城市圈的空间菱形模型相结合,阐释了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的合理性。结果表明,城际轨道交通网的空间布局可降低各城市圈之间的运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区内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聚、加快成渝城市群一体化进程。     

中国省域劳动就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2000-2009年中国29个省级单位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劳动就业的各因素及其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省际劳动就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邻近省域就业的溢出效应对本省具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从东部到西部地区呈阶梯状依次递减,东部地区就业较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区间联动性。省域技术进步、财政支出、市场化和产业结构优化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均对劳动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就业的影响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城市化与实际工资对东部就业影响不显著,但能够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增长。促进区间联动、加快市场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优化步伐、完善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增加就业的重要举措。     

关中—天水经济区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为测度指标,利用HDI计算公式及ESDA方法,对关中-天水经济区65个区县的人类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差异分析及空间关联分类。关中-天水经济区人类发展水平大多数处于中下水平,且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市辖区向周边区县递减的分布特点;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三个指标中预期寿命指数和教育指数的区域差异较小,而GDP指数区域差异大;关中-天水各区县的人类发展指数存在较强的正的空间相关性,西安市的雁塔区、未央区、莲湖区、碑林区等9个区县成为高-高聚集型区县的显著性聚集区,而天水市的张家川、清水县、秦安县和宝鸡市的陇县等6个区县成为低-低聚集型的最显著区域。针对关中-天水经济区人类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的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核心-边缘理论提供了一个关于区域空间结构及其形态变化的解释模型。以陕西省为例,利用核心—边缘理论研究了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及关键影响制约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入境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育典型;西安市入境旅游规模首位度十分明显,处于陕西省入境旅游区域发展的核心支配地位,其他城市处于边缘地位;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呈核心集聚型,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明显;陕西省各城市资源禀赋、经济规模、航空运输条件、对外经济联系、旅游接待能力等是导致这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关键影响制约因素。     

我国省际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中国31个省、市、区1999-2007年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的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际旅游业与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业的发展存在最显著的正影响,旅游交通状况的改善、旅游接待设施的完善也有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当地国内旅游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旅游资源禀赋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寡头型一级土地供应、策略互动影响与财政调整——基于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

由土地资源属性和制度决定,国有土地供应出让中形成了受到土地利用规划约束和上级政府管制,由数百个城市寡头厂商组成的土地一级供应市场,并产生了诸多策略行为和机会主义做法。运用2003~2008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城市政府围绕土地供应指标的策略互动影响及其与土地供应出让纯收益的数量关系,应据此构造目标供应量、实际收益和惩罚三者相结合的胡萝卜加大棒式重复博弈策略选择空间,以形成激励、约束地方政府改善土地供应的财政调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