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经济分析当前应重点关注什么

关于2020年经济形势及增长目标的分析,出现各种各样的观点。将其归纳为三种:一种观点是“保6”,认为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最突出的问题,要守住“6的底线”。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基于经济预测模型分析,我国未来五年的潜在增长率在6%以下,因此,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经济真正的断崖式下跌的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 类型与规则

民刑交叉问题的复杂性,需要从多个部门法律提供的视角进行观察、解析,进而形成能够在多个部门法学之间证成的判断规则和处理方式。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止、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处理和自然人与单位刑民双轨处理。实践中通常以“先刑后民”和“刑民并进”来概括这四类处理方式。按照现行司法解释,区分这四类处理方式的学理分析工具,是基础法理学当中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两个概念。以两个概念为分析工具并无不妥,但在复杂案件的处理上,这一处理方式的操作性不甚理想。为此,应从实体法的角度,基于学理提出三条判断规则： 一是充分、及时地确认和实现民事主体的实体权益;二是以违反义务的类型和内容判断是否属于“不同法律事实”;三是以责任主体区分判断是否属于聚合的法律关系。     

实施质量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兼论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路径选择

贵州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工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积极推进工业化,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是贵州未来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大跃进时期的工业化是重数量忽视质量的典型,这种工业发展战略导致了贵州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改革开放后贵州选择了低速度扩张的工业化道路、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过度重工业化”道路、利润率相对低的工业化道路.即贵州工业是在低起点、低水平上、忽视质量的扩张,具体地讲,走的是一条依托资源开采及粗加工为主的“过度”重工业化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时,我们没有注重质量的提高,而是在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未来贵州工业化路径在选择上,应调整我们的工业化战略,改低速度、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战略为质量优先战略.     

法的建立、法的实施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为衡量指标,分别从法的建立和法的实施两个方面研究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法的建立作用有限,中小投资者保护立法仅在某些特定阶段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而法的实施作用明显,有关法律实施的典型事件和地区差异对权益资本成本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把握四个关键词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企业费用支出合理性、相关性判断与规范浅析

企业费用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耗费,企业费用支出仅仅与所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相联系。在企业费用列支中,费用支出与经营成果在形成内容、结果、时间上存在缺失合理性与相关性的可能,并带来各种危害。本文通过对企业费用支出缺失合理性与相关性的原因分析、判断和规范,作出了企业费用支出合理性、相关性判断与规范的现实意义浅析。     

权威声音

<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21年12月17日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时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监管效能,     

混合共同担保内部求偿算定规则体系的构建

为平衡担保人之间的风险负担,在民法典物权编之中,应当对混合共同担保人之间的内部求偿算定规则予以明确。在肯认物保顺位关系、忽略交叉顺位的前提下,以各保证人所需承担的保证责任限额、担保物价值与担保债权额中较低者,分别作为保证人和物上保证人进行内部分担比例计算时的基准,从而得出各担保人对债务所应分担的内部数额,再结合实际代偿额与内部应分担额之差得出最终的内部求偿数额。同一担保人具有保证人和物上保证人双重身份时,应承认该担保人内部所须承担之双重责任。因债权人放弃部分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或顺位利益而对其他担保人所造成的不利益,应通过减免其他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方式予以去除。     

构建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 谱写“三农”科学发展新篇章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十年间,国家财政全面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增投入,谋发展,保民生,促改革,     

论我国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柔性化路径

梳理十几年来数起争议性案例发现,刑事司法中量刑僵化问题较为严重。即裁判者严格按照刑法分则及其司法解释做出的裁判,会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民众认同的情理。裁判者做出这些裁判的背后受到刚性最低刑制度的制约。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核心是,刑法分则及其司法解释根据定量情节确定了某类案件的最低刑,但是酌定减轻条款的适用又处于保守状态。刚性最低刑制度导致量刑“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在满足刑事司法统一性的同时,会损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应该系统归纳酌定减轻条款的裁判规则,通过司法解释、量刑指南或者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激活酌定减轻条款的适用。这有助于增强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柔性,使得量刑在保持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上,也具有适当的灵活性,最终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