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时代的内涵

创新已经成了国家既定方针,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当有一个过程,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创新, 863从实施到2005年,15年的成果是伟大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尖锐的。我们在做863十五年实施情况评估的时候就提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的成果基本是装配成果,那时     

永达——中国户外高立柱广告的领跑者

户外广告是最为古老的广告媒体，但在大众媒体一统天下的传播时代，户外广告仅仅作为大众媒体广告的补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传播时代的到来，出现了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和消费形态的碎片化，由此造成大众媒体的广告效果越来越受到质疑，而一些分众化媒体越来越被重视。户外广告因其巨大的传播空间、独特的传播环境、强烈的表现形式、极大的价格优势和极小的信息干扰，越来越受到广告主的青睐，尤其是城际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旅游资源的大面积开发，使步入新世纪后的中国，真正进入了户外广告的春天。今天，户外广告已进入主流广告媒体的行列，户外广告媒体已成为最具升值空间的媒体，户外广告产业也成为最具成长型的产业。     

利用外资第三波——我国吸收FDI将从“合资时代”、“后合资时代”进入“并购时代”

<正> 外资并购,渐成热点 去年8月,赛格集团向三星康宁出让部分股权,三星康宁将成为赛格三星第一大股东,其所持股份占公司法人股50％,赛格三星有可能成为我国加入WTO后外资并购第一股。 9月,美国新桥投资集团获准成为国外战略投资者进入深圳发展银行,并取得15％的股权,总金额15亿元,新桥投资将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成为外资并购国内商业银行的首例。     

盘点2006：娱乐电视又一年

这是个断裂的社会，这是个传赚侏儒化的时代。 当通过不同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与拥有社会垄断资源的人结盟共谋非法巨额利益；当这个群体通过社会舆论与制度安排为自身谋取利益披上合法外衣，公共权力成了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当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精英阶层的生活离广大民众越来越远；当广大民众不采取暴力手段便无法解决问题，整个社会进一步那不勒斯化、西西里化；我们仍对这个贫富分异加剧的断裂社会始终心存希望，因此我们生于斯、长于斯。 在每起矿难的背后，几乎都育官商勾结的事实。在官商合谋的中国社会，传媒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在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金钱发挥作用的影子。在一个所胡事情都能用钱来摆平的社会，传媒侏儒化便是它必然要走的道路，不要说这是个娱乐至死的传媒时代，因为除此之外，传媒没有太多一展身手的机会，不用为富士康公然通过国家公权力对付记者感到惊讶，因为商媒虽偶有对抗，但最终会以一团和气收场，起作用的不仅有孔方兄的功劳，也有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对盛世太平的期待。只要一天传媒不能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内有所作为，传媒的庸俗化低品味便不可避免，只要一天传媒为满足自身利益面匍匐在商业机构门前摇尾乞怜、讨好献娟，社会看门狗的公共职责就会无情被遗忘，也只要传媒无法按照市场主体的要求进行生产发展，传媒弱小的事实便绝难改变，强大的文化产业就会是海市蜃楼。传媒是靠社会意外和发表对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意见而兴旺发达的，听命于政府的指令和自身商业利益的驱使只会让传媒精神愈加矮化。 当2006年最后一页翻过的时候，这仍是一个断裂的社会，这依然是个传媒侏儒化的时代。然而我们对整个社会的光明未来仍热切地抱着希望！[编者按]     

谁会消灭报纸？ ——《金融时报》全球副总裁Ben Hughes谈数字时代的报纸运营策略

2008年3月28日,群邑媒介投资管理机构在上海举办首届媒体论坛。邀请来自英美具有深厚经验的媒介高层,Ben Hughes,《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全球副总裁/全球商业总监,和业界一起分享平面媒体的内容创建和营收的运营策略、丰富经验和成功案例。     

为员工“留白”

知识经济时代的员工们也许正深受这种情形的困扰：你像是黏在了PDA上，没日没夜地发送E-mail，感到身心疲惫，而你的工作却不一定能得到上级的认可；或者是，你在工作中总是不断受到干扰，被迫从一个任务跳到另一个任务，比如接电话、短信或即时通信等等。     

用载体的创新带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随着电脑的普及、互联网络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局域网的普遍应用，人们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仅仅有“主板”是不够的，局域网将是值得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重视的“创业板”，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职工思想的变化。本就民航企业利用局域网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谈一些看法。     

商业银行的长效激励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银行间的竞争归根到底为金融业人才的竞争。想要在激烈的竞争取得优势,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长效激励机制。股票期权的特点使之成为能有效地留住并激励员工的手段,并被众多国外商业银行所采用。目前,我国几家商业银行也陆续推出股票期权。     

政府转型中制度选择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都相继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政府制度变迁运动。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一国一系列的制度演变构成了该国制度变迁的轨迹。因此，研究非正式制度、阐明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无疑有助于推动和深化我国的政府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