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吹哨行为正当性研究——德勤员工举报事件引发的思考

德勤员工举报事件引发了社会公众与监管部门的强烈关注,这一事件可能带来巨大的正外部性,也可能产生极大的潜在负外部性,媒体与公众在讨论这一事件时需要重视吹哨行为的正当性前提。本文从吹哨行为的双刃剑属性及其伦理争议出发,探讨了资本市场吹哨行为的正当性标准及其构建问题,以为相关各方评论特定吹哨行为时提供基础性、前提性的概念框架。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吹哨行为的正当性标准主要包括“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关键要素,且通常需要经由对吹哨动机和吹哨信息真实性的评价来综合判别吹哨行为的正当性;对于吹哨人而言,在个人层面上构建吹哨行为的正当性极为重要,主要包括吹哨信息、吹哨渠道与叙事模式三个方面。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对会计从业人员在吹哨行为方面提出了在当前中国伦理与法律环境下可行的操作性建议。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转变

为了扶贫减贫事业能够取得实效，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并发展出“扶真贫”“真扶贫”和“真脱贫”三个评价维度。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契合了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绝对贫困治理中，如果说从政治动员到技术动员是精准扶贫的一次正当性，那么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促进国家的施政伦理与乡村基层的社群伦理的共通与兼容，则是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数据质量控制能力，防范技术治理中的数字失真。     

数据抓取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商业价值被逐渐发掘。互联网经营者为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利用数据抓取技术攫取其他竞争者所占有的数据资源，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需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数据抓取行为进行规制。然而在实践中发现《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泛化，互联网专条表述模糊，正当性判断标准滞后以及监管体制不健全等问题，进而提出要规范法律适用与表达，采用利益衡量规则，健全多元共治的监管体制。     

过程与关系：清代乡村地权的界定与正当

除归户、归群等整理研究地契的系统性方法之外，对地权变动的连续性过程进行解读，是理解地权市场结构及其流动的重要路径。综合考察多种土地交易形式构成的地权变动链条——分家、承继、一般性借贷等，多次土地交易，找价回赎、缴纳契税、推收过割与承担粮差等四个方面，可以发现这些涉及地权转让、分割、交易的行为，即是地权流动而不断界定的过程。地权界定包括总体性地权明确以及地权内部分化两个方面，完全、绝对的地权界定并未发生在清代的中国。而就过程中的关系而言，所有行为过程要符合王朝的制度规定或社会规范等正当原则，前后过程之间的地权界定存在正当性供给与需求的内在机制。以正当来解释地权界定的全过程，可以发现清代乡村社会地权市场平稳运转以及信用秩序形成的根本原理。     

法律拟制正当性基础及其功能探究

法律拟制作为一种法律技术及法律发展方式，自古罗马时期便已经显现并为法学先哲们所广泛讨论。在不同论域之下，基于各自学术背景和立场的不同，对有关法律拟制的解释及应用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相对混乱状态，加之法律拟制自身就带有虚构性的意味，因而饱受诟病。但法律拟制严格说来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虚构，法律拟制凭借拟制思维的运用，以及基于事物之间相似性的考量，存在正当性之基础，也具有漏洞填补、案例调和的制度功能。对法律拟制加以论证阐释将有利于释放法律拟制的价值，进而推动法律的发展。     

耕地行政保护的功能检视、规范反思与正当性建构

研究目的：破解当下耕地行政保护“价值—规范”“需求—功能”的偏离问题，以实现耕地行政保护的正当性，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耕地保护转型提供理论补足。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研究结果：一方面，在功能主义“需求—功能”视角下，现有的《耕地保护法（草案）》等规范性文件无法满足耕地行政保护处罚、救济、公益等需求；另一方面，在规范主义“价值—规范”视角下，囿于整体性价值割裂、兼容性价值不足、防御性价值脆弱的局限，耕地行政保护价值基础缺失。研究结论：应当以“规范”为体，对耕地行政保护的价值基础在“功能为用”的导向下进行处罚、救济、公益等功能的拆解，以此具体实现《耕地保护法》主体构建、法规承继、责任细分的改造以及《土地管理法》等法规续造的规范协同，在协同后展开明确处罚范围、赋予耕地保护检察建议以强制力等保护措施，实现耕地行政保护的正当性建构。     

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正当性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如何解决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面临的正当性危机,是企业国际化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一带一路”沿线跨国企业280份调查问卷,运用制度逻辑理论,构建正式、非正式制度距离影响企业正当性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采用逐层回归法对制度距离和跨国企业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式、非正式制度距离均对企业正当性有负向影响,网络关系在制度距离和企业正当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战略正向调节网络关系和组织正当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拓展了组织战略能动性在跨国企业走出去管理情境下的应用,为解释网络关系、企业战略和组织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