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研究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以排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合理改进累计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建立村民参与监督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进而得到使排污企业积极治理农村环境的约束条件。在综合考虑双方前景价值感知的基础上引入环境治理补贴,构建环境补贴对排污企业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模型,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村民参与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前景价值感知与治理决策行为。解决了传统博弈论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考虑政府和排污企业前景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补贴下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征与规律,以及村民参与监督对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为构建我国农村环境多主体治理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处罚促进企业环境治理了吗?--基于过程和结果双重维度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政府环境执法的层面以及企业环境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双维视角分析环境处罚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利用2012-2018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环境处罚频次和处罚力度均能促进目标企业在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处罚对目标企业的环境治理具有特殊威慑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处罚的特殊威慑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组和地区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组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目标企业的环境处罚还能促进同行业其他企业在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处罚对同行业其他企业还具有一般威慑作用。本研究为政府环境执法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事后处罚的新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启示政府要坚持对企业环境治理在事前监管和事后执法的并重。     

重化产业是华北大气污染主因 一煤独大现象普遍

进入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开启雾霾模式,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华北地区两遇持续多日的重污染过程。在环保部每月的74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后十名的名单中,京津冀地区常常占据十之六七。为什么华北地区污染这么严重？     

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又缺乏合理的环境管理,面对小城镇环境保护存在的一些问题,应引起环境保护部门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治理和保护。     

我国工业环境成本核算内容与方法研究——基于2008—2012年数据分析

环境成本核算近年来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工业作为一个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研究工业环境成本内部化问题尤为重要。文章从我国工业行业的角度,构建了环境成本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同时运用恢复费用法、机会成本法、治理成本法等计量工具,对2008—2012年工业环境成本进行了恰当的估值。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行业近5年环境成本处于逐年上升趋势,环境损耗成本与环境控制成本呈负相关。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必须加以重视。     

关联方资金占用偿还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资本市场上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的占用,不仅损害了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严重违背了资本市场的“公平”原则,从长远的角度看更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了规范关联方交易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证监会于2003年开始了要求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偿还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专项治理行动,并且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本文在法兢颁布的背景下,研究了控股股东偿还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法规实施有效制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应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     

环境责任下我国碳审计与鉴证制度框架的构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碳审计与鉴证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不仅在《审计法》等法律制度中缺少此方面的相关规定以及配套政策,而且在审计的标准、目标控制等方面也没有系统的制度安排,因此我国碳审计与鉴证制度框架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在分析我国碳审计与鉴证业务发展现状及制度缺陷的基础上,设计环境责任下我国碳审计与鉴证业务制度框架：从我国企业“碳足迹”出发,设立碳审计与鉴证的三维制度评价体系,构建碳审计与鉴证立法协调机制,制定碳审计与鉴证业务的行业标准,完善现行立法中关于专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制度,以保障控排企业切实履行环境责任,促进我国绿色低碳经济更加规范有序地发展。     

北辰区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获悉万里行机动暗访组记者深入西堤头镇采访的消息后，北辰区和西堤头镇专门派员赶到北京游说，要求奉刊召回暗访记者，取消报道计划。并详细地向编辑部介绍了区、镇两级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取得的重大成效。秉持新闻公正的原则，特编发北辰区委宣传部提供给本刊的一篇新闻稿。据该部门的负责人称：此稿巳作为新闻通稿，由天津市主要领导批转给中央各大新闻媒体驻津记者。     

共治体系下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与企业环境投资——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构建政府、企业、民众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进行量化,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纳入研究框架,分析策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政府文件中策略性规制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有所放缓,地方的策略性规制消解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同时,在环境共治体系中,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公众监督在两者关系上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效应显示,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外资持股的重污染企业中策略性规制的影响更显著。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上述分析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