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网视角的直播平台企业价值评估模型改进研究

当前,网络直播热度在国内迅速攀升,对网络直播平台企业价值评估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目前国内学者在直播平台企业估价模型的构建中,各影响因素多是默认与企业价值呈线性相关,因而估值误差较大。本文基于国外学者提出的网络直播平台企业价值网视角,就财务评估指标分别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和BP神经网络模型,并以虎牙为例,采用实证研究方式验证了企业价值影响因素中存在网状相关的问题是目前网络直播平台企业估值模型存在误差的原因之一,并提出改进建议。     

京津冀结合部金融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廊坊市金融稳定工作个案调查分析

河北省廊坊市位于京津冀三点结合部,地理位置特殊,维护金融稳定具有特别意义。本文通过对毗邻京津的部分县进行重点调查,深入分析了金融稳定工作难点,进而提出建立跨区域、跨部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构想及相关措施建议。     

中国商品期货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2年的日度观测数据,采用AS-CAViaR模型和动态溢出指数方法考察了我国10种商品期货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影响其溢出水平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重大风险事件爆发期间,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尾部系统关联水平明显提升,但不同商品的尾部溢出水平对风险事件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在整个样本期内,化工、软商品和有色期货为系统中极端风险的净输出者,非金属建材和油脂油料则是主要的净接收者,且产业属性相似的商品期货间的尾部关联更为紧密。就驱动因素而言,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会对我国商品期货的尾部风险溢出产生显著影响,且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同样为重要的驱动因素,但我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     

汽车产业跨地域创新网络何以推进?——基于北京汽车产业共有发明专利的分析

为揭示汽车产业跨地域创新网络推进过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北京汽车产业1 237项共有发明专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汽车产业逐步重视对创新网络的利用,网络中企业的主体地位日渐突出,国有企业与科研机构、民营企业与高等院校等异质性主体的合作日益加深;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经历了孵化、成长和发展阶段,网络规模不断扩张,重要节点的中介...     

网络代购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已有7年发展历史的网络代购服务逐渐受到人们的瞩目。其作为B2C电子商务的衍生模式,在跨地域的国际性购物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网络代购,即互联网用户足不出户,仅通过网络代购族或专业中间网站的帮助就能买到低于市价,本地没有,新款限量的外地商品。通过网络代购,可以克服消费者在国际性的个人购物行为中所伴随的有关外汇管制、国际信用卡管理、进出口法规限制、海关办事效率、尚不完善的国际电子商务模式、泛滥的黑客病毒影响、英语读／写能力限制、严重的经济风险等问题。     

浅析网络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

图书馆怎样利用现代化高速发达信息环境发展图书馆服务工作？     

网络商学院挑战传统培训业

网络商学院是利用现代IT技术,借助互联网和企业局域网帮助个人和企业建立的一个虚拟的E-Training学习的网络学习平台。个人网络商学院是面向个人的一个E-Training学习平台;企业网络商学院是企业对通过网络商学院开发的视频课程和培训管理体系对员工的在线学习和网下的培训进行管理、学习跟踪、考核,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诈骗犯罪是典型的财产犯罪类型,在信息时代,诈骗手段利用网络技术不断升级,孕育而生的新型方式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然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众多的行为人结合到一起形成诈骗团伙时,会使得案情更加错综复杂。《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电信诈骗意见》）与司法解释如何协调,涉及共同犯罪时主从犯身份的认定以及犯罪数额如何认定都是实务中的疑难问题。认定这些问题时应注意《电信诈骗意见》与司法解释之间不存在从旧兼从轻的适用问题,主犯与从犯身份要根据犯罪集团结构认定,并且要综合全案认定案件的犯罪数额,不能仅以犯罪人银行账户的资金推定犯罪数额。     

董事会社交网络与企业社会责任——“言行不一”还是“言行一致”?

基于网络理论,以2014—2018年中国沪深300指数企业为样本,对董事会社交网络中心度与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使用商道ESG评级代理CSR绩效,发现董事会社交网络中心度与CSR绩效呈显著正向关系;研究使用RKS评级的技术(T)维度评分代理CSR披露水平,用披露水平减去绩效水平代理CSR“披露—绩效”差距。结果表明：董事会社交网络中心度与CSR“披露—绩效”差距也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意味着具有高董事会社交网络中心度的企业存在更严重的“社会责任清洗”(CSR-washing)问题,揭露了董事会社交网络在CSR活动中影响的双面性。     

美欧金融监管政策偏好的形成逻辑及其比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与欧盟均确立了以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为主的监管目标,但形成了不同的监管政策偏好。通过对美国与欧盟关于巴塞尔协议Ⅲ的执行、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以及金融科技监管政策的比较,本文认为除了国内制度发展的差异以及国际治理环境等宏观约束因素之外,美国与欧盟不同的监管效率原则是形成政策偏好的直接决定因素。其中,美国着重于监管的量身定制,通过对短期监管负担与收益的权衡实现监管效率的最大化;欧盟则着重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单一规则,衡量跨期成本与收益以获取监管效率的最大化。研究欧美金融监管政策偏好的形成逻辑,不仅可以为我国建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金融监管体系提供借鉴,对我国在新时期增强国际经济合作、获取竞争优势也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