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应促进策略研究——基于全球FDI政策变化

全球FDI正在逐渐恢复增长。FDI流出(OFDI,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经济影响日益重要。金融危机后全球FDI政策出现新的走向,在影响各国今后OFDI政策同时也会导致OFDI母国效应的改变。文章分析了我国OFDI行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可能影响我国OFDI效应的全球FDI政策变化趋势,提出了新形势下促进我国OFDI效应的策略。     

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空间演化趋势及成因,重点关注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及其引发辐射效应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创新集聚呈现显著的极化现象,主要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为创新极核城市,取决于城市内部创新资源丰裕程度,其中研发机构的研发投入发挥关键作用。(2)知识溢出引发辐射效应,导致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由极化特征逐渐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特征,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回归后,结论依旧稳健。(3)不同城市圈知识溢出辐射效应空间特征表现出非一致性,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圈呈倒U型关系,分别在125千米和150千米地域内达到峰值,京津冀城市圈空间特征不显著。(4)知识溢出对城市属性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研发水平领先城市、中心城市和规模较大城市的作用更为显著。     

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来自中国15家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对商业银行流动性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2014—2019年中国15家上市银行为样本,综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其主要结论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流动性;互联网货币基金、第三方支付和网络借贷三大业务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即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影响最大,第三方支付的影响次之,网络借贷的影响再次之;互联网金融发展降低商业银行流动性主要是以负债结构为传导渠道。本文所做研究有助于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特别是防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协调效应分析——基于叠加和抵消效应的经验实证

加强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共识。采用VAR模型,对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与最终目标的叠加、抵消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大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叠加效应大于中间目标,但方向变动频繁,稳定性较差,而中间目标之间的抵消效应小于最终目标,政策预期稳定且外溢性小,较易把握和控制;两大政策目标实施中均保持了基本的独立性,但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影响较大,独立性更强。据此,应构建以中间目标为中心的协调配合机制,灵活运用政策目标间的叠加、抵消效应;增强宏观审慎政策抑制顺周期行为的调节力度,以便有效矫正货币政策逆周期"超调"行为,进一步提升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效率。     

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为何存在?——一个空间经济学的解释

要素在产业与空间上的错配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并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向更深层次推进。本文在空间经济学框架下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利用2004—2014年中国277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层面、四大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城市规模以及考虑空间关联性等角度对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理论机制进行验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来源于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与产业选择的三个匹配机制。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的正效应在劳均资本相对占优时才会发生,城市规模则通过相对最优城市规模"门槛效应"影响了与产业关联的正效应,市场规模与产业结构"服务业化"正相关。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大城市提高经济比重的关键,中小城市则应重点构建符合本地优势的工业体系。本文从要素空间匹配的视角为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空间优化和城市产业分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也为地区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农地流转、职业分层与减贫效应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农地流转、职业分层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贫困家庭农地转出是推动家庭职业分层和减贫的重要动力;农地转出可以通过推动农村贫困家庭成员职业分层,进而影响贫困家庭减贫,职业分层是农地流转影响贫困家庭减贫的重要机制;农地转出对农村贫困家庭收入的影响,会因家庭所从事的非农工作的"职业声望"等级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对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地转出对农村贫困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均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相比土地价值较高的家庭,农地转出对土地价值较低的家庭具有更显著的减贫效应;贫困率越高的村,农地转出对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和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率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股市和债市间避险对冲效应及其定价机制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全球第二,表现出全球"避风港"的潜力,研究这两个大类资产间避险对冲效应,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条件协偏度和协峰度来刻画一种资产风险变大和出现极端风险的情况下另一个市场是否具有对冲功能,并检验这种避险对冲效应是否影响股票和国债的风险溢价。结果发现,当一种资产对另一资产的条件协偏度下降和条件协峰度上升时,其预期收益会随之上升,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之间可以互相对冲风险,其跨市场定价机制符合偏度偏好和峰度厌恶假设。比较分析国债期货重新上市交易前后样本,可以发现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股票和国债市场间避险对冲效应有所加强。本文还将研究拓展至期货市场,发现国债现货能够对冲股票期货市场的波动性和极端风险,但相互避险的作用在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市场之间、其他现货和期货交叉市场间并不显著。这些发现为监管部门继续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放开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交易的管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对国际股票市场的影响

2018年美联储动作频频,加息、缩表多次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者关注,对国际股票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文章基于VAR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依次采用ADF检验、Johanso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式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研究不同阶段下美联储广义货币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对国际股票市场股票价格溢出效应的差异,分析不同货币政策变化对各国股票市场产生溢出效应持续的时间、股价波动等方面的差异,分析三者对不同国家股市股价变化的解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对各个国家的股市都有一定的溢出效应,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与各个国家股市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协整关系。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对大多数国家股市的溢出效应为正负交替进行,但是影响的持续时间有限,发达国家的股市相较于新兴国家股市受到冲击后做出的反应更加不敏感。     

制造业创新发展中的制度供给效应研究

利用2007-2016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文章构建了制造业绿色创新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制度供给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的效应。研究发现:制度供给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具有双重效应;知识产权制度和财政制度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创新但短期内二者对创新效率的提升效果不足以抵消产业持续增长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环境制度对当前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但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环境污染行为。制度供给对制造业的绿色创新效应根据区位因素变化有所差别,应当制定区域差异化制度政策使制度供给在适宜的区间内充分释放积极效应。由此提出要结合区位因素制定区域动态差异化制度体系、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的激励保护作用,尽快释放制度供给效应,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以向高端化和服务化发展,从而强化制度供给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