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与收益分配激励效应的三角验证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首先运用DEA-Malmquist指数评价模型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各高校政策激励后期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前期有显著提高。为解析当前高校成果转化政策体系中，收益分配政策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实施基于文本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的三角验证研究策略。通过整合研判与溯因研究发现，以科研人员为主要激励对象的收益分配政策，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效应较弱，根源在于激励环节与转化流程不对应、激励主体与转化主体不匹配以及激励回馈与激励风险不对称3个方面。     

效率工程技术研究

本文在系统分析、功能分析等基础上提出效用分析法,又在价值工程基础上引出效率工程的基本概念,并以效用分析为核心阐述了效率工程的运用程序和方法.效率工程的突出优点是能方便分析宏观问题,该理论可认为是价值工程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探讨.     

我国万亿外汇储备的形成原因与效应分析

1994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到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利用相关资料首先描述和分析我国万亿外汇储备形成的主要特点和原因,然后结合模型估算我国现阶段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适度规模,不适当加以调整将给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北京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产业政策及成效研究

解决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北京市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产业政策效果明显,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今后北京市在解决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上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全方位开辟农民就业、增收的渠道和领域,又要实行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既要从当前出发采取能尽快见效的具体措施,又要着眼于长远效果,从而探索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     

税收、补贴与R&D活动的两面性

探讨了溢出水平、吸收能力与税收、补贴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当溢出水平较低时,不论吸收能力的强度如何,政府选择对R&D投入进行征税;当溢出程度处于中间水平时,如果吸收能力较弱,政府选择对R&D投入进行征税,反之进行补贴;当溢出水平非常高时,如果吸收能力较强,政府补贴力度应加大;创新产出的补贴率与溢出水平、吸收能力正相关。总之,政府有必要根据溢出水平、吸收能力的强弱选择税收与补贴工具以及实施力度,有效地解决R&D失灵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差异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而FDI来源国差异性也日益成为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对FDI来源国进行了5组划分,同时基于全国总体,东部、西部、中部三个区域和中国南北方地区,分别研究了该因素差异性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29个地区面板数据分析

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是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实现的关键;文章论述了技术外溢的产生途径;对中国29个地区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角度分析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因素: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相结合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有正向作用,而对外贸易和初中、小学的人力资本尚未构成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促进作用。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来自安徽省天长市的实证检验

提高农户收入是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当前这一政策目标能否实现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利用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粮食补贴金额越高,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越高,非农就业时间相对越短,在非农报酬率高于农业报酬率的情况下,农户总体收入水平反而会降低。（2）农户收入更多地受到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国家应实施相应措施,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报酬率的提高,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合理发展。     

“三奖一补”政策对缓解财政困难效用的思考——以贵州省贫困县乡为例

中央财政2005年开始实施的“三奖一补”政策,不仅是中央财政加大对县乡财力支持力度的有效方式,更是一种政策导向、一种激励约束机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基层财政困难的关怀,对于巩固基层政权,提高执政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构筑和谐社会,都有重大的意义。该政策从实施到现在已有4年时间,从总体上看,“三奖一补”政策对全国缓解贫困县乡财政困难的成效是显著的,但对于缓解贵州山区贫困县乡财政困难的效用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