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超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产权论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提高企业效益的作用,超产权论进一步阐明了激励机制只有在竞争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驱动企业改善机制,提高效益。结合这两种理论,作者认为,要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加大企业的竞争压力两个方面来解决我国目前的国企脱困问题。     

EDA技术在电子类课程中的应用

EDA技术已逐渐成为现代电子系统设计的主要手段。本文结合高校电子类课程教学及实验的特点,对在电子类课程的教学中引入EDA技术,进行教学改革做了一些探讨。     

股权集中度的适宜性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

本文在考察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区间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改前股权集中度的适宜程度在股改对价确定中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越是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流通股股东获送的对价水平就越低。进一步分析后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的趋同效应越强或壕沟效应越弱,流通股股东获送的对价水平就越低。这表明适宜的股权集中度能产生“公司治理溢价”,同时也说明流通股股东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大股东支持和掏空公司的潜在可能。     

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在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下,可以通过调整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或养老金计发办法来影响参保人一生中的养老金纯受益,从而实现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再分配。本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分别估计城镇参保职工在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和2005年最新养老保险制度下的终生养老金纯受益,并以此从代际间和代际内的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分析表明:在1997年的改革方案下改革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逆向收入转移效果得到改善;但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2002年时40岁以上的群体中存在较明显的逆向收入转移倾向。另一方面,从代际分配来看,1997年改革方案的代际不平衡大于2005年改革方案;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各代人的养老金纯受益都有所提高,但这是以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率和养老金计发办法不变,养老财政收支能维持平衡以及参保人在整个工作期间按规定缴费为前提的。     

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与"以药养医"

近年来，我国医疗费用持续上涨，医患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而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医疗服务价格管制所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提供了一个用于评价医疗服务价格管制的分析框架。本文的分析表明，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会导致“以药养医”体制的形成，而且“以药养医”这一间接定价机制，通常无法使患者的效用水平达到只存在道德风险和有限责任约束时的次优水平。因此，改革目前备受非议的医疗体制，重点在于放松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     

中国A、B、H股间市场一体化进程研究——基于SKEWED-T-GJR-COPULA方法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Copula方法,以相依性作为股市间一体化整合指标,考察了1994年至2009年A、B、H股间的一体化进程,发现A股间的一体化基本达到完全整合,两B股间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两组市场的整合主要在1995年到1997年完成的。A股与B股间一体化程度也较高,其中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2月B股改革推动了两市场的整合。而A、B股与H股间的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它们间的整合开始较晚但仍在进行,其中股权分置改革和QDII的实施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另外,中国金融市场如汇率、银行等的改革可能也提高了A、B股与H股的整合速度。     

开放视角下的国家综合负债风险与市场化分担

随着中国经济金融的日益开放,中国国家综合负债的规模与结构在动态变化:一方面,国家综合负债的某些旧因素(如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国家综合负债的一些新因素(社保基金缺口、巴塞尔协议的顺周期影响和汇率波动导致的外汇资产损失)开始显现。从开放视角考察,中国的国家综合负债风险形势仍较为严峻。在政府承担社会性支出的基础上,更多地重视和运用市场化分担方式是化解和防范国家综合负债风险的基本途径,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应对国家综合负债风险的根本保障。     

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

本文以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以及中央政府基于公司规模和行业特征采取的"抓大放小"和"战略调整"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最终控制人政府级别、政府持股比例以及政府持股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上市公司更可能由低级别地方政府控制、政府持有股权比例更低;并且,大规模公司、管制性行业公司更可能由高级别地方政府控制、政府持有股权比例更高。但在政府持股方式上,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并不稳定,而大规模公司由政府直接持股的可能性更小,并且管制性行业与非管制性行业公司无显著区别。这些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进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级别和持股比例上)——地区市场化进程减轻了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经济动机,而国企改革策略使得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大规模公司和管制性行业公司的政治动机。上述结论在剔除深圳和上海地区公司以减轻样本特殊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减轻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     

Notes on contributors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 basic framework fo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around the world in recent times. It focuses on politicians and administrators as ‘drivers’ and/or ‘supporters’ of reform, as influenced by their policy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along with electoral politics and government-legislature alignments. Three models are outl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 experience of selected countries. The models are then related to various reform initiatives by way of eight propositions. The underlying aim is to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re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of reform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gentina's Debacle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ations and, in particular, the identity of the reformers, are central to understanding the Argentine crisis that culminated in sovereign default in January 2002. During the 1990s, the main political parties remained attached to populism, and no strong party emerged at the center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his had two effects in the reform process. First, it severely deteriorated it (efficiency, corruption), reducing the support of the population. Second, when a series of shocks hit the economy the anti‐reform camp tried to undo most reforms, and thus convey a message to the population about the “right” model of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