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来自安徽省寿县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厘清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显著影响因素、因素间层次关系及关联关系,为完善农地整理项目长效利用机制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以安徽省寿县的334户农户为调查样本,基于“动机—机会—能力”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悖离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借助解释结构模型识别系统关键因素及层次关系,依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诠释因素间关联关系。研究结果：（1）农户3个维度13个因素是悖离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中,能力维度的显著因素总体影响最弱,机会维度的显著因素总体影响最强。（2）导致悖离的深层因素是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与非农业收入比例等禀赋异质性。（3）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进一步诠释了农户禀赋异质性从深层根源上影响了治理结构形式与激励措施的绩效,农业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等“小组织”更能促成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集体行动。研究结论：不同层次关系因素导致了农户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建议从增加农户就地非农就业机会与收入、提高政府后期管护角色地位、推进农地流转等入手,助推农户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     

耦合ANT-SPO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绩效评价：方法与实证

研究目的：耦合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结构—过程—结果”理论（SPO）,探索适用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绩效评价体系,为新时期土地整治转型背景下的管理决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行动者网络理论、“结构—过程—结果”理论。研究结果：（1）ANT可对主体多元且机制复杂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进行有效解析,SPO可基于过程逻辑实现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全流程的合理划分,耦合两种方法可突破传统土地整治绩效评价工程属性及结果导向的局限性;（2）基于ANT与SPO理论的耦合分析结果,可构建涵盖结构支撑、过程实施及结果发挥维度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绩效评价体系;（3）实证研究表明试点绩效处于良好等级,但结构支撑和过程实施维度的支撑作用仍较为薄弱,结果发挥维度的潜力有待挖掘。评价结果反映了试点在设计建设、主体参与、阶段性效益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制度建设、风貌维持等方面的问题,可为后续反馈优化提供参考。研究结论：通过耦合ANT-SPO理论明确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绩效评价的内涵、方法与体系,未来应从理论、技术、应用等层面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绩效评价研究。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的探讨——以江西省定南县为例

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是当前土地管理的热点,也是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盘活存量土地、保障建设用地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以定南县为例,在对31个居民点用地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实施挂钩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城乡建设用地挂钩的政策建议。     

乡村复兴视角下大都市郊野区域土地整治探讨

针对传统表象性的"田、水、路、林、村"整理和乡村建设已经无法满足以"乡村复兴"为目标的乡村发展需求,通过分析乡村复兴的内涵及其对土地整治的要求,提出以景观生态整体提升为目标的创新型土地整治模式。以地处上海市郊野地区的崇明县三星镇作为研究对象,充分发挥三星镇作为近郊乡村的区位优势,通过创新型土地整治从生产、生态和生活3方面对其进行完善和提升,深入挖掘乡村价值内涵。研究结论表明:创新型土地整治模式应超越传统标准,土地整治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切实做到生态网络的修复以及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景观风貌特色的整体提升,达到乡村空间格局的肌理延续、景观风貌的保护与提升、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以及乡村产业的多元发展,从而重现乡村原有辉煌。     

土地整理效益评价研究——以安徽省郎溪县南丰镇土地整理项目区为例

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是科学评价土地整理效果的依据。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等差法构建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以安徽省郎溪县南丰镇土地整理项目区为例,对项目整理前后的各种效益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该项目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均达到"良好"标准,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南方岩溶石山区的土地整理规划设计--以广西南丹县瑶里村为例

在简要论述南方岩溶石山区的自然特征和土地利用特征的基础上,以广西南丹县瑶里村为例探讨南方岩溶石山区土地整理的目的及其设计方法,并对其效益进行了评价,以实现此类地区的土地可持续利用。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南方岩溶石山区土地整理有鲜明的特色,具有多种多样的土地整理运作模式。岩溶石山区土地整理既要因地制宜,同时又必须机动灵活。     

生计资本对农地整治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研究 ——基于路径分析与组态分析的双重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探讨5类生计资本影响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多重并发机理和因果复杂机制。研究方法: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和基于模糊集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1)社会资本(β=0.355,p0.001)、人力资本(β=0.243,p0.001)、自然资本(β=0.110,p0.001)均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的有效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净效应,金融资本(β=-0.199,p0.001)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的有效参与产生显著的负向净效应,而物质资本(β=-0.063,p0.05)的净效应并不显著;(2)社会资本是驱动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3种生计资本构型包括:同时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缺乏的情景下,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本;在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缺乏的情境下,具备良好的人力资本。上述3种组态构型的解释一致性(充分性)分别为0.833、0.815和0.806。研究结论:需要以3种构型为基础,针对农户的不同生计资本组态,设计基于生计资本结构的精准农地整治推进机制,拓展农地整治项目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策略。     

基于生态思考的土地整理规划方案审批评价

本文针对现行土地整理规划方案审批验收程序中对生态环境关注不够的实际问题,在土地整理项目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的基础之上,根据土地整理项目工程实施的具体技术措施,选取多项指标因子、提出各因子测度与量化的具体方法,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土地整理项目规划方案验收评价体系,以达到改进与完善现行土地整理规划方案审批程序的目的.     

苏北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探析——以邳州市为例

文章基于新农村建设实践的思考,选择江苏省邳州市作为实证研究区域,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调查和农户集中居住意愿问卷调查,探析苏北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适宜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邳州市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自然村的密度约89个／100km^2;人均用地面积较大,达181．5m^2／人;②所调查农户中有87％希望通过集中居住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但对未来基础设施配套和搬迁补偿等问题存有疑虑;⑨根据资金筹集、实施难易、建设周期等适用条件,邳州市宜于开展公寓化、村庄归并和村庄内部优化等三种新农村建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