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地方预算自主权

地方预算自主权的缺失已成为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最大障碍,也是目前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取消审议下级地方总预算,简化预算审批程序;增加地方收入自主权;限制无经费指令和法定支出,减少按上级政府意愿强加给地方政府的标准;密切政策与预算过程。     

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创新吗?——基于研发异质性与产权性质视角

选取2008-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状况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研发活动异质性与产权性质对研究问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考虑到企业研发活动异质性后,企业社会责任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大;考虑到企业产权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整体创新活动、探索式创新活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西部地区农户的借贷为基本研究对象,结合有关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信贷需求情况,并用Probit模型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西部地区农户具有广泛的金融需求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较低,其对利息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借贷以短期、小额为主,用途兼有生活与生产性、但以生活性为主,借款未归还的比重较低。人口、劳动力、学生人数、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家庭收入、家庭储蓄水平、家庭收入来源、家庭距正规金融机构的距离、信用社是否对农户的评级、农户所在地是否存在有息借贷等指标,是影响西部地区样本农户是否具有金融需求的显著因素。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认为,中国企业高度认同企业应有社会责任,并以多种形式承担社会责任,也开始注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但同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存在着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把承担社会责任看作是公关手段,甚至等同于慈善捐赠,社会责任实践的动力具有明显的政府驱动特征等问题。因此,文章提出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加强企业商业道德建设,正确处理企业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等改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措施和建议。     

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基于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等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1978—2009年中国财政支出和产业结构系数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财政支出和产业结构系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单向的因果关系;误差修正项对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系数之间的长期均衡具有调节作用,但这种调节力度比较弱。     

社会责任维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差异化研究

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结构维度分为政府责任、员工责任、顾客责任、环境责任和慈善责任五个方面,探索各维度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五个维度中,顾客责任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慈善责任对企业价值具有负面影响,员工责任和政府责任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研究说明社会责任各维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因而整体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应该是状态依存的。     

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的层次、范围与边界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背景

根据企业契约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内生的契约责任。由企业契约属性而衍生的对要素投入主体承担社会责任内容、范围和具体义务界定的责任框架,称为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由于企业要素投入主体的资源禀赋及其在企业的契约权力存在差异,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存在合理的层次与范围,企业要素主体整体契约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责任履行模式决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效率边界。     

以需求为导向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的供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供需是不平衡的．现实中比较注重金融服务的供给，需求往往被忽略。由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统治”的原理，应该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提供农村金融供给，不断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金融制度因素研究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显著差异,表明了各地区经济改革推进上的差异,进而表现出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加剧了东、中、西部地区资金配置的不平衡,显现出金融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明显的不协调.应通过金融制度创新,形成与区域特色有机结合的金融制度体系,加大对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政策倾斜力度,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而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从地下钱庄与洗钱的关系探讨遏制洗钱工作的对策

一些未经国家审批却履行金融机构职能的地下钱庄趁着金融开放程度的不足,从事为来历不明的资金进行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对国家金融秩序带来冲击并给反洗钱工作带来难度.打击地下钱庄遏制洗钱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加大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力度;设立反洗钱的专门机构并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实行专项打击并适时加强与国际反洗钱机构合作;拓宽个人的外汇买卖或兑换渠道并可尝试将部分地下钱庄变为合法的地方金融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