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新探——基于诺斯制度变迁与舒尔茨农业发展理论的思索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启示我们,制度变迁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则使我们了解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其根源就在于制度与技术发展的双双滞后.以往鉴来,当前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应走技术与制度并重之路.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探讨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的制度需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制度变迁中的主体地位、强制性和诱导性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强调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应当注意制度变迁效率。     

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居民资产组合行为与中国金融结构变迁

转轨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项制度不断变化,制度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居民资产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和决定了金融结构的形成与变迁.     

城市发展贵在开拓创新

创新是新形势下促进县级城市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 ,主要包括思维、制度、管理三方面的创新。思维创新是要用跳出城市看城市、跳出城建看城建的观点 ,树立以改革促发展的意识。制度创新体现在实行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管养分离、公有民营、公共产品的企业化生产、以城养城等新体制。管理创新则包括规划的龙头作用、规范工程建设程序、实行长效管理等。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会计发展:动因与启示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从制度、产权和交易费用等角度对会计和会计理论发展史进行分析,认为制度是推动会计和会计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会计发展水平;产权、交易费用与会计之间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诞生了产权会计学派,公允价值计量是产权会计学派的历史选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制度变迁的特征分析

从实质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制度的重建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在这一制度重建的进程中，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表现出八个方面的典型特征：一是制度变迁需求的内性性；二是制度变迁供给的滞后性；三是制度变迁目标的动态性；四是制度变迁过程的渐进性；五是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性；六是从单项制度变迁向制度结构变迁演进；七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八是宏观经济制度变迁与微观经济制度变迁同步进行。     

制度约束、利益博弈与农村信用社改革

我国农信社体制的变迁与发展，是数十年来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集中反映，也是制度约束的必然结果．由此构成了中国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问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从利益博弈的角度分析，每一轮农信社体制的改革都将引发一场利益关系的博弈，博弈的均衡点就是此轮改革的结局。希望在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框架之内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全部或大部分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制度变迁对中国汽车工业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中国汽车工业增长是粗放型的，技术的贡献极低，而制度变迁贡献的潜力非常大。为此，一方面，要加快汽车工业的技术创新进程；另一方面，要深化汽车工业领域的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进程，以推动汽车工业走上高效、集约武增长之路。     

论中国CPA审计法律责任的制度缺失与重构

目前 ,我国CPA在涉及上市公司审计业务过程中 ,发生的舞弊现象十分严重 ,但是在处罚中存在严重的法律责任制度缺失问题 ,突出表现在法律责任缺乏界定依据 ,起诉主体法律条文不明 ,诉讼门槛起点太高 ,赔偿金额难以确定 ,处罚形式避重就轻。CPA参与上市公司舞弊的重要原因是 :民事赔偿机制严重缺失 ,地方政府过于庇护。重构CPA审计法律责任的制度设想 :明确CPA法律责任的界定依据和机构 ,建立民事责任赔偿机制 ,大力推广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建立CPA法律责任风险防范机制     

Accounting regulation, inertia and organisational self-perception: Double-entry adoption in a Spanish casa de comercio (1829-1852)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exerted by compulsory mechanisms and cognitive and social factors on the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The study focuses on a small, commercial and family owned company located in Spain in the period 1829-1852. As our main conclusion we suggest that the adoption of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in 1851 was influenced more by the managers' self-perception as traders, and the belief (internal and environmental) that the company must employ an accounting method appropriate to its new commercial status, than by State pressures derived from the enactment of a new accounting regulation in 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