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足迹的乡村旅游流空间结构特征--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也是近年来研究热点,而在乡村旅游流领域研究相对不足。以湖州乡村旅游地为案例,通过对大样本数字足迹的数据处理,分析乡村旅游流空间结构特征,总结空间行为偏好。结果表明:①乡村旅游数字足迹呈现全年双峰值、月度差异不大的时间特征,"双核"多组团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古镇、古村、民宿等带有文化符号旅游景观导向的空间偏好特征;②网络密度0.27的乡村旅游流空间结构由连接度高的34个节点构成,除核心吸引的双核外,民宿集聚区构成了网络结构的核心点;③传统旅游吸引物、民宿集聚区等节点呈现较强的网络中心性,节点的网络结构特征反映乡村旅游流空间呈现的地理临近性,以及区域空间集聚、扩散与联动发展效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完善与发挥节点集聚扩散功能,增强节点对数字足迹的有效吸引力,提升乡村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     

黄浦江两岸地区公共空间可达性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公共交通评价与 优化策略

黄浦江两岸地区正在打造世界级的滨江公共空间, 如何便捷、多样地抵达滨江公共空间是其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 的重要评价指标。将该评价指标定义为滨江公共空间可达性, 指居民利用滨江公共交通系统(常规公交)抵达滨江公共空间的 便捷性和多样性程度。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虹口区和徐 汇区的滨江公共空间为例,构建了滨江公共空间可达性模型,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ArcGIS)与计算机编程语言(Python)对现 状可达性进行量化分析评价,并提出优化滨江公共空间可达性 的算法和策略,以期更好地提升滨江公共空间可达性。     

"十四五"规划时期中国需要开展农民工市民化攻坚战

农民工市民化攻坚战是要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的15年内使得近两亿已经和将要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成为市民;其必要性在于,这是新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基本实现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和优化城乡结构的主要任务、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促进城镇发展和稳定的有益途径,是农民工市民化更有效的战略措施,也有助于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有效扩大内需;其可能性在于,无论从资金筹集方面来看,还是从制度改革创新方面来看,都基本具备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其主要战略措施包括,由党和国家统一规划部署、综合配套、协调推进,实行市民化和回乡创业就业双管齐下的战略方针,以相关制度改革创新和有效筹集使用相关资金为战略重点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森林社会效益价值评估——以云南省森林资源为例

森林除了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外,还具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价值。论文以云南省森林资源为例,采用房地产评估中常用的假设开发法为主要评估方法,结合森林资源所反映的社会效益价值增长特征,运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模型中的两阶段现金流折现模型,通过构建模型体系,分别从直接社会效益和间接社会效益两个维度对云南省森林资源的社会效益价值进行评估。其中,直接社会效益包括就业价值和景观游憩价值,间接社会效益包括科教价值、历史价值及文化价值,通过模糊综合评判计算各组成部分的不同影响权重得出直接和间接社会效益模型,以多元回归的方法构建森林生态总体社会效益价值模型并计算云南省森林社会效益价值。同时,将各部分价值结果分别与云南省第三产业GDP、人均GDP及云南省GDP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对云南省森林社会效益价值现有情况进行评价,并对今后的森林资源开发提出相关建议。     

自治、博弈与激励: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

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的互动视角,采用博弈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逻辑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规制失灵;农村人居环境公共资源的“公地悲剧”不是必然现象,可以在农民之间建立一种自实施的自治机制,避免导致“公地悲剧”;由于利益目标的差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问题、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行为,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规制失灵。研究启示是,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顺利推进的保障,更将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董事会内在特征与上市企业绩效 ——基于董事会资本与董事会独立性状态视角

以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异质性股权混合对董事会资本的影响,以及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社会经济效益、企业经营效益和企业经营效率的关系,将资源依赖理论与代理理论相结合,检验董事会独立性与董事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异质性股权混合有助于提高董事会资本水平,董事会资本有助于企业经营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提升,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资本二者同时作为治理机制治理效果会互补加强,二者单独对企业经营效率无影响,而是通过交互效应间接改善企业经营效率。     

农村新业态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农村新业态快速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文章在介绍农村新业态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存在的顶层设计不清晰、要素制约突出、水平有待提升以及规范化不足等系列问题;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带来的新机遇,提出要强化顶层设计、优化发展环境、加快转型提质、加大监管力度等政策建议,加快促进农村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必然性、局限性与面临的挑战——基于经济全球化视阈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和启示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应对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化的自我调整,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自身局限性：形式上的“国家回归”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经济危机;社会普遍高福利的实现（部分）依赖于凭借显著竞争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获取的超额利润,福利模式具有排他性和剥削性,不能为落后国家所复制,也不能成为世界福利模式。因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特权,且当经济危机爆发或出现经济滞胀时,其会采取削减甚至拆除社会福利的措施以追求资本和财富的积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资本积累与社会福利的矛盾日益凸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实践上的可持续性和价值上的普适性双重挑战。借鉴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后发国家应努力提升“结构的或根本性的竞争力”,寻求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中国还应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积极建设国家主导、福利要素多元、福利机制灵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新业态金融风险的回应性监管——以网络股权众筹平台为例

股权众筹融资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新业态互联网金融模式。处于股权众筹融资产业链核心的股权众筹平台近年来快速发展,并伴随着道德风险、法律风险、投资风险和管理风险4大风险类别。基于回应性监管原理,对金融新业态的回应性监管,在行业发展初期应该采取超罚策略与鼓励强化自我监管策略同时使用的方法,使全行业树立底线思维,防止大规模道德风险的产生。同时应通过监管逐步升级、引入和加强第三方监管、倡导强化自我监管、加强与行业内发展较快企业的沟通等多种方式建立多方共治的"大监管"格局,防止严重的法律风险、投资风险发生,并改善管理风险。     

新型监管政策下我国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研究——基于大类资产监管和“偿二代”的政策背景

近年来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开始实行“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政策理念,在前端实行的是资产大类监管政策,在后端实行的是“偿二代”政策。在此新的政策背景下,保险公司如何优化投资结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问题。考虑到我国保险业实际监管政策内容,以投资组合的风险最低资本的最小化为优化目标,以大类监管政策中的投资比例限制为约束条件,建立了一个新的投资组合模型,用来计算出各种最优投资组合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在新监管政策下,协议存款、基础设施和不动产的理论配置比例较高, 债券类投资和权益类投资的理论配置比例较低。与理论投资比例相,债券类产品的实际投资比例偏高,而不动产类投资品的实际投资比例偏低,所以我国保险资金在今后的大类资产配置中,应当降低债券的投资比例,适当提高不动产的投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