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协议管辖：一个组织法问题的出路

研究目的:基于飞地的特殊性,提出管辖飞地合法高效的方式。研究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调研。研究结果:飞地管辖涉及区域机关的职权配置与府际关系,属于组织法问题。飞地协议管辖的基础在于管辖问题的现实性、职权确定的空间和宪法赋予地方的自主权。协议条件为:(1)内容不得触及飞地内机关最终决定权事项;(2)遵循飞地级别越高、协商空间越窄原则;(3)杜绝协议管辖的盲区;(4)协议由飞地最高级别的关联政府最终决定,协商权与决定权可适度分离;(5)构建飞地内部主体参与的机制。法律责任上,飞出地政府是飞地事权、财权的归属主体,对飞地管辖负最终责任。法律性质上,飞地管辖协议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管辖权委托协议。研究结论:飞地关联政府应该搭建飞地管辖的协调平台,针对飞地管辖的重要与模糊领域进行直接沟通、信息共享,以内部行政协议的方式对飞地进行管辖。     

武汉城市圈发展"飞地经济"的SWOT分析及战略选择

对武汉城市圈发展"飞地经济"的前景和意义进行探讨,之后展开对武汉城市圈发展飞地经济的SWOT分析,最后提出推动武汉城市圈飞地经济发展的建议.     

飞地经济与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探索——以成都、甘孜共建成甘工业园区为例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是目前我国实行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地区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尚处探索阶段,加快形成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模式是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2015年,四川省成都市和甘孜州合作共建的“飞地产业园区”——成甘工业园区被认为是贯彻党中央构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精神的典范。本文通过对成甘工业园区的详细考察,在与传统工业园区发展模式进行多维比较的基础上,认为“飞地经济”模式下的工业园区能够为探索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积极经验,总体上符合两地的共同利益。但与传统模式相比,飞地经济模式存在运行逻辑上的内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博弈过程中的弱势方甘孜州在客观上承担了能源、资源输出以及优惠政策中转的责任,可能引发甘孜州的新型贫困等潜在问题。因此,建议通过加快构建甘孜州水电资源开发生态修复产业化制度、完善现有的“成甘飞地经济”模式、实施“产城一体”的飞地工业园区发展战略等措施推动飞地经济更好服务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利用飞地经济促进北京多中心布局

"飞地经济"是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双方政府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把"飞出地"方的资金和项目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方的工业基地,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从而实现互利共赢的持续或跨越发展的经济模式。北京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千年古都,更是一个科技资源汇聚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国际大都市。由于     

对口合作的形成机制与实践启示

对口支援和对口帮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口关系的实质是区域间的转移支付,中央通过行政发包触发援助方之间的竞争机制,最后以结果为导向对政治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由于缺失市场机制,对口双方的目标冲突不可避免,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对口合作既保留了传统对口关系的优势,又克服了其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为对口地方间设置了定向交往机制,各级政府根据激励相容原则发挥自主性,因势利导选择合作项目,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建设“飞地型”园区,提供必要的组织服务让双方相关企业基于市场规则寻求优势互补。对口合作是在区域层面体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的典范,不仅在新一轮东北振兴中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还为今后区域协调发展积累了实践经验。     

基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建立澳赣“文创飞地”研究

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以来,澳门经济受到严重打击,GDP增长呈现下降趋势,疫情下的经济衰退放大了澳门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弊端,澳门多元化发展被重新提上政府议案。为了进一步推动澳门多元化发展,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基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澳门多元化发展道路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澳门与江西建立文创产业经济飞地,可以对澳门经济多元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基于旅游“飞地”视角下的古村落旅游开发——以广西贺州秀水状元村为例

随着我国古村落旅游的发展,一些古村落旅游＂飞地＂现象逐渐凸现。在分析旅游飞地现象产生的原因、特征及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防止秀水古村落旅游＂飞地＂产生的原则措施,旨在为秀水古村落旅游开发提供可行性思路,实现秀水古村落经济、文化和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河北省在对接京津中的飞地经济探索

京津冀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京津产业转移为河北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战略机遇。飞地经济为河北对接京津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和三地发展差距为河北发展飞地经济的必要性提供了现实依据,飞地经济理论为河北发展飞地经济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河北省可以按照三个产业的具体情况探寻发展飞地经济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