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应享有公司所有权

人力资本产权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人力资本与产权所有者不可分离;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具有团队性。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适合也应该充当公司的重要所有者,凭借其对公司的重要所有权而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角色。     

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比较研究

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两种主要形式———健康与教育 ,大量的研究集中于后者。随着经济的发展 ,健康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从两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异同与联系的比较分析中 ,介绍了健康投资的特征与测量等问题     

人力资本投资中对职业教育培训的投资分析

职业教育培训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很重要的一项投资。本文从人力资本投资的分析入手 ,分析了其中的职业教育培训投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基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并基于社会信用这种社会资本,运用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和公共教育支出总体上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但前者作用大于后者;相对于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支出,人力资本积累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性。     

旅游业在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中的特殊作用

1引言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看来,自然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引擎和动力。现实中,以丰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资源型城市,更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助力下,在全球化范围内一时兴起。但随着自然资源枯竭,资源型城市面临一系列发展困境,有些甚至滑向衰竭,看起来资源枯竭型城市是遭遇了某种更大程度上的"资源诅咒"(curse of resources),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持续发展。在此,笔者从"资源诅咒"视角谈谈旅游业在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中的特殊作用。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一般性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从长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路径来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可以弥补因其他要素收益递减而带来经济增长停滞这一局面。如果经济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国家财政政策干预下,以内生增长为动力,逐步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投资向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方面投资的转换机制。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状况评价——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

良好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能够发挥多重功能:延长乡村旅游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为其塑造良好的旅游地形象.同时,促使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得到提升和改善.因此,良好的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文章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将社区参与复杂的内涵进行逐层分析,发挥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优点,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个人所得税税负抑制了科技创新吗?——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个人所得税与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的传导机理分析,运用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个人所得税税负与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税负的提高对职务和非职务科技创新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且抑制效应主要来源于劳动所得税。机制检验分析表明：个人所得税税负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作用于科技创新,但其对人力资本流动的作用不明显。以上研究结论为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促进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人力资本视角下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我国经济社会已走上了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职院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既是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也是满足学生需要。然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中仍然面临创新意识不强、创造能力缺失、学习能力不足、应付非均衡能力缺乏等突出问题。通过分析人力资本与创新创业能力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为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开拓了新视角,进而从人力资本视角,以人为根本,以能力为核心,针对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高职院校有效开展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提出了相应建议。     

未婚子女及其特征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分析

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2015和2018年的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未婚子女及其特征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未婚会使得农村中老年人更多地转向高报酬的非农劳动,当家中有未婚子女,非农劳动参与率会提高3.9%。当家中有适龄、低收入的未婚儿子,父母的经济压力最大,劳动参与率最高。机制分析表明,子女的婚姻支付会通过高彩礼和高房价转嫁到父母身上从而增加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转移并不是其中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