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视角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系统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治理的实践背景,以数字化赋能理论为分析视角,从结构赋能、资源赋能和心理赋能3个层面提出数字化赋能应急管理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共同治理”和“元治理”理念,对数字化赋能情境下突发公共事件合作治理系统目标、构成主体和运作机制进行探索性研究。结合案例探讨公民参与、数字化赋能如何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对我国新时期应急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黄浦江两岸地区公共空间可达性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公共交通评价与 优化策略

黄浦江两岸地区正在打造世界级的滨江公共空间, 如何便捷、多样地抵达滨江公共空间是其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 的重要评价指标。将该评价指标定义为滨江公共空间可达性, 指居民利用滨江公共交通系统(常规公交)抵达滨江公共空间的 便捷性和多样性程度。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虹口区和徐 汇区的滨江公共空间为例,构建了滨江公共空间可达性模型,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ArcGIS)与计算机编程语言(Python)对现 状可达性进行量化分析评价,并提出优化滨江公共空间可达性 的算法和策略,以期更好地提升滨江公共空间可达性。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402个百分点,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84个百分点。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要刊要闻

中国法治要软硬并举《检察风云》2013年第10期法不应仅仅局限于是"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我们把那些具有"命令一服从"行为模式、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称之为"硬法"。而那些同样体现公共意志,但无需运用国家强制力而主要靠社会强制或自律机制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我们称之为"软法",软法也同样属于法的范畴。硬法与软法同为法律的基     

准公共品服务、政府角色定位与中国农业产业簇群的成长——山东省金乡县大蒜个案分析

传统的经验认为，产业簇群的产生和发展，市场的生成性要大于政府的建构性，但我国的农业集群发展实践证明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通过山东省金乡县大蒜产业簇群个案具体分析政府的角色定位。研究结果表明：在产业簇群成长过程中，政府应该在基础平台搭建、区域品牌培育、区域营销服务、质量升级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应该努力扩大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晋升重不足，已影响农材农材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农材公共物品的供给没有纳入公共财政收支范畴，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于农材公共物品供给的责权划分不合理，三是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导致 农村公共物品供求结构失衡，四是农村公共物品选择和监督机制缺位，要扩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财政支持力度，拓宽农材公共资金的融资渠道，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职责，改革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决策程序，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     

多中心体制：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现阶段，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在深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单中心供给体制（即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单一的供给主体以及高度集中的资金安排等）的基础上，指出构建多中心体制（即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以及多虽心的资金安排等）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零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及其改进对策——基于湖北省荆门市Y村的个案研究

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中在对湖北省荆门市Y村的"机耕道"和农田用水两种公共品供给失败的个案分析后提出,在减免农业税后,农村出现了公共品建设用工投入不足和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能力弱化等新的特征,并在由于农民的不合作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在改进对策方面,应注重政府公共财政的引导作用,加大政府供给的比重;同时,注重农村基层组织职能的归位,在部分公共品保护上可采取签订合同、明确产权的承包形式.     

农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理论、实践和启示

合作供给部分相容的准公共产品,节约了交易费用,符合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可行的制度安排.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实践充分表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但能够自主提供一些体制内无法满足的公共服务,还可以成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