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为何称为天下第一商帮

<正>1912年10月30日,山西的大德玉等22家票号在北京德昌饭店设宴欢迎从海外回来的梁启超先生。梁先生即席演讲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此历史、     

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客家、广府以及福佬三个商帮的企业数据,探究海洋文化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客家族群是乡土社会的典型代表,讲闽南方言的福佬族群属于典型的海洋社会,讲粤语的广府族群介乎两者之间,这三个族群在东南地区广泛分布并主要在广东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使得我们可以在控制地域因素的前提下识别族群文化的影响。本文手工收集广东省的村级族群分布数据,从而匹配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族群背景。在清代"迁海复界"的冲击之下,三大族群在特定地区临海混居,形成外生性的族群分布,基于此的实证结果显示,客家、广府、福佬企业的创新投入依次递增,表明海洋文化有利于企业创新;进一步将样本扩展至全广东的多族群区域,控制地理、经济、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只保留沿海县区、考察多族群乡镇内部差异等处理仍然支持结果的稳健性。除了直接影响,族群文化还对政府政策产生调节效应,政府补贴在海洋文化浓厚的族群区具有更显著的创新激励效果。     

清朝洪江首富张吉昌

洪江,为今湖南省怀化市的一个区辖地,地处湘西层峦叠嶂的群山怀抱之中。在明清时期,是非常繁荣和辉煌的湘商发源地,出了个洪江商帮,还有一座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号称“中国第一古商城”的洪江古商城。     

潮商大会:“可怕”可敬的潮汕人

正潮商大会是国内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潮商盛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自2005年创办以来,先后在汕头、南京、北京、上海、深圳举办五届,规模及影响日益扩大,构建了凝聚各潮商组织交流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平台,也让众人见识到了潮商奋发团结,创新进取的一面。2014年11月18号上午,第六届潮商大会在美丽的珠海横琴湾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128个商会代表团、2000多名潮商精英汇集珠海,围绕"潮涌珠海·商展宏图"主题,共襄盛举,香港潮商卫视携手深圳辣椒传媒作为此次潮     

从盐法看晋商和徽商的崛起

晋商和徽商,是明清十大商帮当中最著名、最成功的两个商帮。我们举例来看商帮达到的商业文明程度有多高。山西太谷县曹家,兴盛始于明末的曹三喜,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600余座商铺遍布大江南北,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经营13个行业,分支机构已经开到朝鲜、日本、俄罗斯,甚至到了旧金山,还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现在讲企业的做大做强,还有做久,晋商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明清陕西商帮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探析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发展。陕西商帮产生并活跃在明清时代,不可避免地触摸到市场经济因素的触角,他们在经营贸易与开发秦巴山区的过程中,都包含了一定的市场经济因素。文章就明清陕西商帮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做了论述。     

从历史角度浅谈小微型企业的发展问题

近些年来,温州小微型企业老板纷纷出现"跑路"现象,突显出目前我国小微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资金、技术、人才、诚信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结合我国历史上商帮的兴起、发展繁荣以及衰败,特别以晋商为例,古今结合,史证相融,分析商帮发展繁荣的原因及其衰败的各种社会因素和自身因素,近而从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小微型企业自身角度分别提出相关建议。     

古豫商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及其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康百万和怀庆商帮的实践证据

研究中华商业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和提高中国本土化管理理论话语权的重要举措之一，古豫商文化是中华商业文化的典型代表。文章在现代公司治理理论框架下，对康百万和怀庆商帮这两个典型的古豫商代表进行实例分析，发现康百万主要采取栈房制的组织结构和相公制经营管理制度，怀庆商帮主要业务是药材贸易并采用掌柜负责制的经营管理制度。在治理机制方面，两类豫商均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并均注重根据人的需求采取高效的激励方式，康百万还注重运用情感和道德治理机制，而怀庆商帮更注重运用约束性治理机制。本研究提供了基于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治理思想，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对中国企业改善治理机制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快递烽火30年:最简单的生意,最纯粹的江湖

贩夫走卒、行商坐贾。商帮文化自古以来就饱受地缘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诞生了镖局这类专注于货品运输的行业,一方面勤劳的地方商帮也可以通过足下三千里的功力,贩卖高附加值的商品。大部分商业模式都随着时代的发展递进演变,科技进步如螺旋飞升般带动着生产力的迁移。     

商帮文化、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仍有很大进步空间。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办公地与商帮发源地之间的最小距离来衡量企业受商帮文化的影响程度，探讨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受商帮文化影响程度越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法制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这两种正式制度弱化了商帮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正式制度与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通过对商帮文化的进一步细分，发现相较于血缘为主的商帮，地缘为主的商帮文化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本文研究有助于让社会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通过充分发挥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来促进企业承担和披露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