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国有控股方行为研究的文献综述

除了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点的控股方的性质、行为特征以及股权结构等因素,会对控股方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外,作为外部治理因素的法律和市场等环境因素也会对控股方侵占与支持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主要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从内部治理因素和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来对国内控股方侵占与支持行为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境外投资中小股东参与公司管控及其权益保护问题

正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大,海外投资业务的形式也呈现出了多样性特点。其中,在投资海外目标企业所占股份占比方面,固然有中国企业期望的全额收购或大股比收购,如中海     

战略差异影响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吗?——基于“账税差异”的检验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战略差异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采取的战略偏离行业传统战略的程度越高,企业避税行为越激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经营业绩较差、信息透明度较低以及大股东监督效应较弱时,企业战略差异与税收激进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此外,不同的战略类型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进攻型企业战略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战略定位与避税行为的学术文献,也为有关部门对采取非常规战略的公司加强税收监管提供了有益参考。     

债权人主义视阈下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之完善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石的债权人主义是在商业银行特殊治理模式下对股东至上主义的制度修正.债权人主义下,发挥债权人的公众监督作用是强化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实现债权人权益保护的重要途径.然而现行的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制度存在外部宏观审慎监管引发利益相关者的道德风险,内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独立董事作用难以发挥等公众监管实质缺失等问题.因此,债权人主义视阈下完善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外部监管要充分发挥债权人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公众监督作用,内部公司治理要重构董事会,发挥独立董事的"居中裁判"作用,为债权人的利益发声.     

大股东增持:个体优势还是行业优势

本文将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行为包含信息区分为作用相反的两方面:一方面,大股东增持向市场传递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优势,对行业内其他公司带来正向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大股东增持传递出本公司特有发展优势,对行业内其他公司带来负向溢出效应。通过发展传统的信号传递模型,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增持行为的信号传递如何引发大股东行为的策略性博弈,同时引入空间计量模型旨在实证上区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含义。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增持行为不仅能够传递行业内个别企业的优势,更主要是传递行业整体优势或劣势。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与盈余管理关系探讨

上市公司大股东股份减持现象是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产生的新现象.在股改之后的全流通时代,大股东倾向于利用种种手段操纵股价,在二级市场上以较高价减持股份,其中盈余管理就是主要影响股价手段之一.如果大股东减持股份过程中实施盈余管理的行为缺乏监管,必将影响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充实、丰富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体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大股东支持是否可以改善盈余质量?——以鞍钢股份资产置换为例

本文通过对鞍钢股份在其控股大股东鞍钢集团支持下的资产置换案例研究,发现大股东支持下的资产置换,只能从账面上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对于盈余质量的改善并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     

多个大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检验

以多个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机制为理论研究出发点,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存在何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拥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具有更低的股权资本成本,结论在排除样本选择偏差、遗漏变量以及逆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同时,在大股东间持股较为集中、非控股大股东数量较多的公司中股权资本成本较低,进而证明了多个大股东间监督假说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适用性.据此,提出优化股权结构以及完善外部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