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协同中的超大特大城市新城政区治理逻辑——以上海市为例

行政区划作为空间协同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如何在当前空间关系日益复杂的新城发展中发挥制度效能，既是一个理论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借助尺度、协同、治理等概念和理论构建了超大特大城市新城政区治理的三尺度分析框架，提出相应假设，进而通过田野调查、案例比较等研究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政区治理通过空间关系调整来助力超大特大城市新城建设，而这一助力机制则是由市域、城域、区域三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嵌套的尺度构成并展开的，三尺度协同可以更好发挥政区治理的政策效能。同时，新城的政区治理也还存在工具创新和精准操作等挑战。     

江苏多尺度下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回归等方法，从市级、县级两个尺度分析2010—2020年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2010—2020年江苏省两尺度下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空间上呈现“南高北低”分布特征；县级尺度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局部空间关联以“L-L（低-低）”和“H-H（高-高）”占主导，且空间集聚程度逐步增强；农业现代化、公共服务、居民生活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江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国家级新区尺度跃迁和政策流动——以湖南湘江新区为例

作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特殊功能区具有多尺度、临时性行政体制的特征。这样的特殊功能区如何在既有行政体系中运转和演化，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以国家级新区——湘江新区的体制变革为案例，阐述了跨尺度的政策流动性推动特殊功能区制度体系演化的机制。湘江新区作为担负政策创新任务的特殊功能区，具有与既有行政体制不完全兼容的独特体制，从而在其政策流动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策创新需求和自下而上的体制路径依赖相冲突。多尺度、多源头的政策流动和跨尺度的政府间对话，使得这对冲突被化解，并且在跨尺度政策流动性的帮助下，湘江新区逐渐向既有行政体制兼容，也在政府体制中实现了尺度上移。     

城际合作空间的构建策略——基于特别合作区案例的比较研究

特别合作区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城际合作发生了新的变化,它要求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条件,更加突出乡村振兴这一主题以及先进社会经济制度在合作区的嵌入,是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现象。采用新国家空间学派的空间构建策略分析框架,研究深汕特别合作区、宁淮特别合作区和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的构建策略可以发现,这些城际合作空间在其构建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话语构建、尺度重构和领域重组的策略组合。在构建城际合作空间的过程中,良好的产业条件是空间构建的基础,话语的尺度跃升是空间构建的关键策略,而高尺度合作方的内在需求则极大地推动了空间构建的进程。研究结果表明,对城际合作空间的构建策略进行研究,既拓展了新国家空间理论,也进一步探索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模式。     

瞻园假山的植物景观空间尺度变迁研究

从植物景观空间尺度变化的角度研究了瞻园中的南 假山和北假山的植物景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尺度变化， 运用对比、图解、量化的方法，讨论分析植物在这一特定景 观环境中的植物景观尺度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并提出未来 适宜的植物尺度建议，为江南古典园林遗产原真性保护和当 前园林植物景观尺度设计提供借鉴和指导。结果表明瞻园北 假山处植物景观尺度仍在适宜范围内，背景植物观赏视角为 16°~25°；南假山植物尺度呈现不适宜趋势，背景植物观 赏视角为38.4°；综合考虑空间尺度和视线适宜性的条件 下，北假山处植物高度的适宜参考值H=16~30.7m，最佳 参考值H=15~27.7m，南假山处背景植物高度的适宜参考值 H=6.4~19.25m，最佳参考值H=9.4~11.1m。同时2处景 点由于植物种类的变动导致的景点的文化性略有缺失。     

中国乡村贫困多尺度研究理论框架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文章针对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体系、影响因素及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从县域—村域—农户三个尺度进行分析，旨在为“后脱贫时代”乡村贫困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贫困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维性与多尺度性，可以从外部扰动、内部结构、构成维度、层级尺度与贫困主体等方面作进一步阐述。(2)测度体系作为乡村贫困研究的工具与基础，可分为尺度确定与测度流程两个部分，在具体实例研究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空间尺度进行多种类型数据与方法融合的组合式研究。(3)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各因素的作用机制与表现形式随空间尺度与贫困主体发生转变，可以通过地理资本与生计资本两个方面反映各因素对县域、村域、农户的作用大小、方向与程度。(4)在分析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体系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多尺度乡村贫困视角探讨脱贫地区乡村振兴路径，具体包括重视乡村发展，加大乡村振兴的推动力；立足村域特色，挖掘乡村振兴的内生力；保障个体发展，激发乡村振兴的源动力。     

天子山复式岩体深部岩性界面识别及找矿方向

西秦岭天子山复式岩体为李子园—高桥多金属矿集区重要控矿岩体。为识别该岩体深部不同岩性界面，针对其多场源叠加效应导致场源难以分离问题，通过采用小波多尺度分解技术实现不同岩性场源分离及岩性界面识别，并在分析成矿与岩浆活动关系及航磁异常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找矿方向新认识。结果表明，该复式岩体由花岗岩、闪长岩及基性岩等3种岩性构成，为成矿提供直接热源及物源，岩性界面是定位成矿空间场所的重要要素，所圈定的6片找矿有利区应在深部勘查选区中给予优先关注。     

基于一周尺度的北京郊区家庭活动参与模式

选择北京典型郊区清河地区，基于当前国内唯一一份连续一周的活动日志调查，分析男女家长在家庭维持性活动、家庭休闲性活动的一周时间分配，提出平等固定型、平等灵活型、男家长主导型、女家长主导型四种郊区家庭活动参与模式。通过衡量不同类型家庭活动参与的平等性与日间差异，刻画夫妻双方的活动分配特征，并尝试分析郊区家庭在面临多重制约时采取的性别分工、活动间分工、日间分工的策略及其可能后果。在一周尺度上、以家庭为单元研究夫妻双方在家庭责任分工中的互动，同时考虑不同类型家庭活动的效用差异，能够更深入地剖析家庭活动参与，为理解郊区居民的行为特征、提出社会政策与城市空间优化建议提供启示。     

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要素性冲突空间多尺度作用机理

土地利用冲突是揭示新时期区域人地关系演化机理的重要突破口。既有研究侧重于从结构性和功能性视角分析土地利用冲突，而对土地利用冲突的要素性冲突多尺度作用机理的研究相对薄弱。文章以沈阳经济区为研究区，引入小波相干分析法和交叉小波模型，揭示土地利用冲突与其关键影响要素的空间多尺度交互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8个关键影响要素的交互作用关系显著；(2)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人文要素的驱动作用关系比自然要素更加明显，而土地利用冲突对自然要素的响应程度比人文要素更加显著；(3)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其关键影响要素具有明显的空间多尺度关联关系；(4)研究区人口密度、GDP与土地利用冲突交互作用的空间位置主要作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主城区，NDVI主要作用于林区，能源消耗量主要作用于工业企业较为密集的区域，其他关键影响要素零散分布在研究区采样空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