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与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局面,这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模式.本文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认为,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口年龄结构有着密切联系,提出当前我们不能陶醉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美丽光环之中,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隐忧,并建议采取相应对策加以应对.     

新业主的成长路线

改革开放前,在城市居住的市民(非农业人口)和在农村居住的社员(农业人口),大体构成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分布特色,严格来说,前者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后者的臣民性质就更加严重,这样有差等的人口分布是和过去的集权体制相适应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的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以贵州省福泉市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从刘易斯经典的“二元结构”人口流动模型到托达罗的三部门人口流动模型，对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的研究都是在工业化迅速扩张、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弹性很大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依靠城市很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阶段，解决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主要从农业内部空间的扩张着手，形成通过农业产业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     

我的“左手生意”火爆京城

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惯用左手，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左撇子”。据统计，左撇子约占世界总人口的9％，仅在我国就至少有8000万人。因生活用具都是根据右手习惯设计的，这无疑使生活在“右手世界”里的左撇子们倍感别扭。一位“北漂”打工妹看准了这块市场空白，在京城做起了不被人关注的“左手生意”。     

建设农民工自愿性迁移的经济社会条件

从推拉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以及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三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在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背景下的强迫性迁移。发展型政府的政治交换博弈模型决定了现阶段农民工强迫性迁移具有逻辑必然,这将导致社会冲突成本加大、内需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负面效应。建设新农村,要正确处理城镇化与农村人口流动的关系,为农民工的自愿性迁移建立经济社会条件。     

重庆在三大地域单元城镇化水平比较

从非农业人口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比较，在四大直辖市中、长江沿岸经济带四大城市中、西部地区三大城市中，重庆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处于较低水平，且城镇化速度缓慢。重庆应进一步促进大中城市的健康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从而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

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可以概括为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制度因素及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作用，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经济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1-2020年面板数据,对比人口和人均GDP对城市群进行“中心-边缘”地区划分,发现成渝地区人均GDP差距较为悬殊且存在“高-高”和“低-低”空间聚集。最后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成渝地区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中部塌陷区”,从而解决“高-高”和“低-低”问题,同时将局部空间经济溢出转变为全局空间经济溢出;整体上成渝地区人均GDP显著受到财政支出、规模工业和出口额正向影响,规模工业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心地区经济状况饱受“拥挤成本”困扰,但其同样更大程度受到“第三产业、财政支出和出口额”综合贡献,三者并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边缘地区处于享受人口红利和来自中心地区空间经济扩散效应溢出阶段,并且“人口密度和第二产业”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心与边缘地区最大异质性在于前者经济发展典型受到第三产业驱动,而边缘地区并不显著。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从现代协整理论出发，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实际工资与实际产出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及信息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在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实际人均工资、实际GDP之间，至少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对数序列均为非平稳Ⅰ(1)序列。长期来看，死亡率的降低将导致出生率的降低。此外，还证明了出生率与死亡率均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改革开放前我国劳动就业思想的社会学考量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就业观有其鲜明的时代性。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我国基本上是将其纳入政治轨道上运作,其主导思想是面向农业、面向农村。其职业角色期望表现出松散、模糊和人格化倾向,社会期望使知识青年无法认同自己的职业角色。将大批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通过人口转移方式来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显然削弱了城市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