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制度观

制度观对于一国制度的形成和实施有较大的影响.关系经济、等级制及缺乏民主与法治对中国人制度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非正式约束对正式约束的替代,权力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正式规则之外的潜规则及制度实施中的软政权现象,其共同的根源来自于权力没有受到制约.中国人的制度观与欧美国家民众的制度观有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方面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独立董事换届未连任与公司违规行为

与独董直接辞职现象相比,独立董事以换届未连任方式完成的更迭与我国传统和为贵的商业文化有关,因而成为我国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独特的公司治理故事.本文实证考察独董换届未连任现象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此揭示独董换届未连任现象可能传递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信号.本文的研究表明,与不存在独董未连任的对照组相比,存在独董换届未连任现象的公司在换届当年和后一年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性显著增加,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独董未连任不是受到已披露违规的牵连,而是其发现公司可能有潜在违规行为时的主动选择;声誉机制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职业关注程度更高的独董,换届未连任所传递的公司违规信号更加强烈.     

略论中央苏区商贸制度建设

中央苏区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后,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为保障苏区人民的基本生活和革命战争的物资供给以及巩固苏维埃政权,中央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商贸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清末立宪：从思潮到运动

清朝末年，受内外压力影响，清政府宣布仿照外国进行立宪，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准备；立宪派、地方实力派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热闹非凡的立宪思潮和立宪运动。清末立宪最终以失败告终。清末立宪在如何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法学与政治——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国家政权在国际间的合法性与它在国内的权力正当性并不是一回事。全球化的发展对公民政治尚不健全的国家的主权、权力正当性和权力效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影响甚至削弱了这些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许多方面，如权力的范围、强度、形式、制度基础和意识形态观念。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力量中，最重要的就是存在于世界公民社会中的全球正义。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思考

县乡是国家的一级政权组织,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县乡财政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基层政府能否履行相应的政府职能,关系到能否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公共服务需要,关系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县乡财政困难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县乡财政困难,已成为影响财政经济健康运行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努力壮大财政实力,有效缓解财政困难,成为当前财政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峡库区县域经济发展探析

一、资源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般作用(一)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基层政府的影响--以陕西省延安市为例

从2004年以来各地的行动来看,国家在农业税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令人鼓舞的。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农村基层政权依赖于农业剩余而运作,农民依赖于农业剩余而生存,因此,取消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加减法的问题,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会减轻,但原先依赖农业税的农村基层政府收入将会减少。     

国家政权建设视野中的爱国卫生运动探讨

爱国卫生运动是当代中国一场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的国家卫生运动。它的出现,契合了建国初期的大规模的卫生改造。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卫生观念,增强了国人的体质;同时,它在卫生防疫方面取得的积极效果,获得了民众对于新生政权的认同,强化了国家对社会及民众的控制与动员能力,有效地巩固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设。     

中国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兼论当前乡村体制的改革

本文对我国县以下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进行历史的考察,指出传统的帝国时代,县以下也存在多级组织与管理层级,王权通过这些组织对乡村保持一定的监控。传统的乡村治理的常态既非“自治”,也非“专制”,而是实行“官督绅办”的体制。这是一种节约成本的制度安排;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基层延伸并最终实现乡村组织与管理的国家化、行政化和官僚化。这也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二十世纪末的村民自治改革中,国家才开始从乡村一定程度地退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未来乡村体制改革及基层组织设置过程中,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资源吸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都是基本的影响因素。当前人们争论乡镇政权是否退出乡村或者是“强化”还是“弱化”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乡镇政权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如何组织与功能如何改革,哪些组织和功能应强化、哪些组织和功能必须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