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政府最优补贴博弈分析

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是贯彻国家绿色发展理念的必经之路。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体系的持续发展需要政府补贴作为保障,减少资源化产品与同类非资源化产品的价格差异,弥补相关企业投入产出不匹配的矛盾。本文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将政府补贴作为决策变量,构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价格博弈模型,确定政府最优补贴额度和其他主体的最优决策,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要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政府需要在不同环节采取不同的补贴方式与补贴额度。     

怎样对待我国农业生产中的负外部效应

农业生产跟很多工业生产一样 ,也会产生负外部效应 ,文章认为政府对待农业生产上的负外部效应不仅不能征税 ,反而需要给予财政补贴。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最优汇率制度的选择

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至2006年8月初，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5％。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战略调整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汇率制度改革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同时又给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从而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本文通过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其所在的分析，结合经济运行的效率，分析目前我国应采取的最优汇率政策，以及该最优汇率政策所应具有的特点，最后得出关于我国最优汇率政策的建议。     

信息不对称与国防资源配置最优化

国防是一种公共物品.国防信息在国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政策问题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将资源以最佳方式分配于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之间.资源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最优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作为不具备充分信息的政府,不可能完全满足于国防机构提出的资源分配方案.另一方面,虽然国防机构具备更充分的信息,但它无法评价资源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分配的经济性.因此,他们对资源的需求,必须使国家安全达到这样的水平,在该水平下,私人部门能获得必要资源,经济增长不受阻碍.     

从经济理性到有限理性:经济学研究理性假设的演变

"经济理性"是经济学的传统研究假设,却因背离现实而受到质疑.基于行为人稀缺的心理资源和系统固有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有限理性"正逐步取代"经济理性"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理性假设.不同的理性观点可以从决策的视角得到系统地解释和比较.并且,随着理性假设的演变,经济行为的决策标准也相应从单一静态最优向多元动态平衡转变.     

中小企业利润操纵治理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作为处理竞争冲突与合作共谋等问题的一门学科,把经济管理的发展推向了又一高峰.本文通过对税局和中小企业之间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分析,计算出二者各自行为的最优概率,并结合我国目前治理中小企业利润操纵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公务员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宏观经济总量角度出发,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跨期跌代理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利用数量推导、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来分析公务员数量占总劳动人口比例及其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帕累托最优”和两个不可能定理——兼论“企业转制”中的利益分配

“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是西方经济学追求的最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追求目标，但阿罗不可能定量认为，由于无法由个人的偏好函数综合出社会福利函数，因而，在单纯的市场机制下，“帕累托最优”形式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赫姆斯特姆不可能定理则认为，在一个“预算平衡”的团队中，“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是相矛盾的，经济与管理的实践也已经证实了这两个定理。作者试图提出一种通过对经济制度作出调整来解决这两个“不可能”问题的思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如何处理“效率”和“公正”的问题作出了思考。     

理性政府下的货币危机及其传染

在理性政府的假设下，货币危机均衡具有多重性、唯一性以及传染性。在货币投机攻击成本和收益固定的模型中，经济基本面处于危机区时，基本面的不确定性并不能消除多重均衡；当货币投机攻击成本和收益都与经济基本面相关时，不管是静态模型还是动态模型，货币危机的均衡都是唯一的。而当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时，本国维持固定汇率的收益和放弃固定汇率的信誉损失均下降，致使本国政府倾向于放弃固定汇率。     

银行最优资本结构问题分析

本文在一个两时期模型中分别分析了无资本监管和实行资本监管时银行最优资本结构的选择。在这两种情况下,银行都可以选择一个最优资本结构以实现其价值最大化。在无资本监管时,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银行的资本结构达到最优;在实行资本监管的情况下,银行的最优资本数量是无监管时的最优资本数量再加上一个缓冲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