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宽严相济 地方炼厂洗牌在即——2013年地方炼厂发展特点与发展趋势

2013年,我国地方炼厂炼油能力稳步扩张,一次加工能力达到1．8亿吨／年,配套水平也取得显著进步,特别是加氢能力扩张较快。由于获得原油进口权和主营炼厂增供,原料结构大幅改善,产品质量有所提升。2014年,地方炼厂仍将有千万吨左右的扩能,配套装置的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随着国家对地方炼厂逐步放开原油进口权,地方炼厂拥有的原油进口配额和成品油产量也将继续增加。在国家弥补税收漏洞、提高技术门槛、放松原料瓶颈等宽严相济政策的引导下,地方炼厂将迎来一次行业洗牌。     

低碳经济背景下环境成本研究的新思路

环境成本会计作为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加强资源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将低碳经济与环境成本会计进行结合研究,在分析低碳经济对企业环境成本影响的基础上,提出适应低碳经济的企业环境成本会计新思路。使环境成本与碳排放成本相结合,在丰富环境成本理论的同时,有助于推动环境成本核算在企业的实际运用。     

论劳动者谈判权和收益权的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劳动力资源逐步从国家计划配置到由市场配置,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制度的缺失和改革进程的不平衡性,我国劳动者的权益和收益未得到足够的保护。由于劳动者往往不掌握资本这一关键性的生产性资源,使得他们在与雇主的谈判中往往处于不对等的弱势地位。本文认为,从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来看,不论是微观层面上出于对劳动要素的保护还是对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建设和提升,又或者是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可持续发展指标的修正,增强普通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提高他们的收益权都将是有益的。     

碳排放对汽车制造企业绿色度的影响分析

汽车制造企业近几年来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了许多有关环境方面的问题.其绿色度评价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通过对汽车制造企业绿色度和汽车生产碳排放内涵的分析,结合当前国家大力提倡节能减排、低碳生产的号召,有必要将碳排放引入汽车制造企业的绿色度评价中.并从碳足迹和碳排放两方面提出提升汽车制造企业绿色度的对策建议.     

我国海洋产业碳排放核算研究

立足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探讨发展海洋产业低碳化核算问题。尝试运用改进的Kaya等式和LMDI分解法,对海洋产业CO2排放量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测算与贡献率分析,运用碳排放系数核算了海洋产业碳排放值及碳排放强度,并根据核算结果提出海洋产业低碳化的实现思路。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实现减污降碳的双重环境福利?

用能侧是解决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放问题的根源所在。相比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用能权交易制度在现有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基于2013—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减污降碳的作用,并从节能效益、技术进步和金融支持三个角度展开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减污降碳影响的机制讨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实现减污降碳的双重环境福利。(2)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减少能源使用实现节能效益,通过提升创新产出、丰富创新资源激励技术进步,通过推动绿色金融、加强能源投资引导金融支持,进而提升减污降碳水平。(3)用能权交易制度具有经济和环境的综合效应,能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4)命令型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减污降碳效果较差,会产生政策间的掣肘效应;能源富集区相较其他区域政策效果较差,存在更大的碳锁定风险。     

双刃剑——对企业后勤物业公司的资源分析

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最早诞生在沿海的专业物业管理公司，还是目前在全国物业管理行业中最为活跃、相对较具实力的企业，国有或国有控股的经济形式构成了这些企业存在和运作的基础。尽管二十年来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派生或其他民营股份制等到各类物管企业不断充实这一逐渐庞大的产业队伍，但就其企业规模和跨地区、跨产业的市场扩张态势而言，国有企业无疑仍然独执牛耳。这一现象的存在绝非偶然，当我们需要回顾我国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历史时，不难发现，“后勤”这一本身运用于军事的术语，不仅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代表着“国家控制”下的全体国民生活，尤其是当它与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系统相结合时，可以夸张地说：“计划经济”更象是“后勤经济”。从过去的历史以及现在仍然存在的现实中，如果要从各类产业系统中去寻找它们最为相同的特征，肯定是后勤部门——尽管它们可能有“机关事务部”、“后勤部”、“后勤处”、“行政处”、“生活福利科”等各类称谓，它的内涵，可以是幼儿园、医务室、车队、职工食堂、职工宿舍和家属院、阅览室、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甚至还可能包括子弟学校、计划生育、婚姻“组织意见”、环境养护和小型基建维护等等。企业尾大不掉，于是产生了“后勤社会化”。福利分房转为货币分房、职工医疗制度改革和保险业的引进等均为后勤社会化的实施方式。当社会的接纳能力有限时，机关和企事业仍然不能轻装前进，冒然“卸装”又将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于是又产生了“后勤社会化”。传统国有企事业的后勤产业化最为典型的两个方面，即是外向型的“多经产业”和内向型的“物业管理”。国企后勤产业化所产生的物业管理，在企业内部以独立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自身“辅业”与母公司“主业”分离的法人关系。但社会资产所有权方面，仍然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一切都是自家人，帐记在谁的头上是一回事，如何算又是一回事。在经营管理权方面，母公司仍然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雇主，虽然形式上形成了契约管理关系，但其本质也只是孩子向家长伸手要钱，由无条件的合理变为有条件的合法。国企物管企业的真正成熟，并非只是在家有多乖，而是走出家门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