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工集团

上海建工集团是上海最大的建设集团,连续多年在“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排名中进入前50名,在超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开发,大跨度桥梁,磁浮列车工程等领域有独特的优势。     

基础设施与OFDI文献综述——以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OFDI为例

中国近些年来在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关系愈加复杂,此外,在影响中国OFDI的众多方面中,基础设施方面成为不可以忽视的影响因素.当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建设的优先发展领域,作为一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导向的大规模的经...     

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运用三阶段DEA效率评估技术测度出长江经济带的基础知识创新、应用技术创新、创新成果商业化三个子阶段的科技创新效率,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各阶段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1）长江下游地区各阶段创新效率普遍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上游地区最低;各阶段的应用技术创新效率明显低于基础知识创新与创新成果商业化效率。（2）各阶段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低于物质资本投资。基础知识创新效率与应用技术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较小。（3）长江经济带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其他地区经济活动的正向影响。     

湖南省碳排放总量地区分解研究——基于2030年减排目标

从减排能力、减排责任和减排潜力三个维度构建碳排放总量地区分解指标体系,依据决策偏好确定4种决策偏好组合下指标权重,构造碳排放总量地区分配综合指数,对湖南省2021—2030年碳排放总量进行地区分解。研究表明：在不同偏好决策情景下,各地区分配的碳排放量和剩余碳排放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相似性;而在不同的决策偏好情景下,各地区的分配结果也都反映了自身的特点,决策者应结合各地区发展特点制定科学而适合的碳排放总量分配方案。     

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与绿色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是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推动绿色经济提升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在梳理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来测算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三者间的影响变化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在环境规制、对外开放相互作用下,相比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的作用更大。为此,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完善环境规制,扩大对外开放,强化科技创新等政策建议,以推动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31个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描述了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及其动态趋势。通过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收敛特征进行验证,反映了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且空间相关的问题,得出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收敛效应显著的基本结论,提出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加强绿色协调共享发展的科学谋划和提高开放与创新成效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新发展理念下的空间格局优化与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或参考的研究目的。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经济活力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七大城市群为样本,利用计量模型从线性和非线性视角研究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经济活力的影响,并探究非线性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从线性角度而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经济活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从非线性角度而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经济活力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且中心城市的这一影响作用大于外围城市。鉴于此,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动城市群内产业转移、细化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促进城市群间良性合作的政策建议。     

全球化的时机与福利供给：基于中国东莞与昆山的比较分析

在一个国家内部,为什么不同的地方在全球化与福利供给之间的关系上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况？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福利需求”的角度进行回答,鲜有从“福利供给”的角度解释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回应社会的福利需求。本文认为,解释福利供给模式需要关注制度的历史维度。具体来说,地方融入全球化的时机是福利供给模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东莞的全球化道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当时风险型的政治机遇空间中,地方政府官员内部难以形成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从而使基层政治与地方社会精英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并形成庇护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塑造了东莞地区效率型的福利供给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昆山对全球化的融入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得益于当时友好的政治机遇空间,地方政府内部形成了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体,与外资形成合作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形塑了当地补偿型的福利供给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普惠金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践行发展机会均等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年、2014年和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面板数据,构建可比较的国际普惠金融指标测评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莫兰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时序上,“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分区域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东亚、中东欧、西亚和北非、东南亚、南亚和中亚。（2）空间上,“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呈现“东西两端高,中部塌陷”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位于中东欧区域,低-低集聚区分布在中亚和南亚区域。（3）“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人口密度、传统基础设施、政府支出和产业结构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程度依次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