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地方税体系的探讨

地方税体系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尚未解决好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地方税体系应坚持的原则，在原则指导下，借鉴国外的经验，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科学界定税种归属；优化地方税制结构，完善地方税体系。     

纵向兼并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本文阐述了企业纵向兼并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主要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企业的不完全契约和关系专用性资产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外根据威廉姆森"经济化"的定义,界定了企业纵向兼并的临界点。     

企业合作与纵向一体化:文献回顾与综述

纵向一体化的分解与企业合作是当前经济活动中最为显著的现象。企业归核化过程中不断要求增加专用性投资,这与传统理论认为的因关系专用性投资带来事后准租的攫取而被迫进行一体化的说法背道而驰。自从科斯开创性地引入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研究企业制度演变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企业间合作问题,包括资产专用性与纵向一体化的关系;反纵向一体化力量与跨组织合作;以及企业间的协调机制与治理模式。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回顾,有助于解释企业不断增加专用性投资进行跨组织资源合作与纵向一体化解构并存的现象,有助于在实践中指导建立合适的企业间合作协调和治理机制。     

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儿童营养过剩关系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肥胖儿童不断增多。由于该现象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施以后,后者被认为是前者之因。然而,实证研究的缺乏使生育政策与儿童营养过剩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探讨政策与儿童(0-12岁)营养过剩之间的关系。多层模型和纵向分析结果显示,其一,儿童营养过剩的比例在90年代持续攀升,但增长速度较慢。其二,虽然生活在一孩生育政策地区的儿童营养过剩的比例高于其它地区儿童,独生子女营养过剩的比例超过非独生子女,但在其它条件同等的情况下,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和姊妹结构与儿童营养过剩概率无显著关联。分析结果并不支持“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儿童肥胖”的公共观点。影响儿童营养过剩的主要因素包括父母的体重、母亲的教育、社区发展水平和省份。     

要素角度的产业划分

国内外从要素投入角度研究产业由来已久,但关于要素角度的产业划分法,意见并不统一。产业研究中有关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问题研究较多,对资源、信息、网络密集型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了一个要素角度的产业划分体系及产业区分方法——直观判断法、要素贡献测量方法,最后探讨了要素角度产业划分的意义及对我国的启示。     

电信企业的兼并、分拆和接入的规制

电信企业在不同的纵向结构和接入规制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效率。在强制接入但接入费率不受规制的情况下,市话长话兼营结构下的长话资费比分离结构下的资费高。但在接入全面规制或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兼营结构的效率较分离结构为高。在三种规制制度下,生产者的利润在分离结构下都比较高,而消费者却在兼营结构下得利较多。这些结论表明接入的规制应该跟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结合起来考虑。本文还发现如果互联费率高于边际成本,那么网络经营者越多,市话资费可能会越高。     

论养老基金平衡机制--基于辽宁试点模式对养老基金平衡的透视

我国处于转轨中的养老模式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转轨成本的双重压力，为此，2001年7月开始在辽宁省进行社保改革试点。本将以试点模式为研究起点，并将养老基金平衡剖析为两个收支平衡：一是横向平衡，二是纵向平衡。就横向平衡而言，笔认为难关的突破在于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险责任，而纵向平衡的难关在于基金收益率。为此，本提出一些拓展性的社保改革思路，并认为在此基础之上养老基金的平衡是可以实现的。     

信息技术对竞争景框的影响--对波特观点的完善与修正

在分析信息技术对企业的影响时，波特教授对竞争景框变化的论述并不全面和完全正确。不全面在于，他只述及信息技术对地理景框和产业景框的影响，没有提到另两个方面——细分景框和纵向景框的变化。不正确在于，他笼统地提竞争景框的扩大或缩小，而竞争景框四方面在外力作用下变化并不总是一致的。本文认为，在信息技术影响下，竞争景框发生了四个方面不同的变化：细分景框、产业景框和纵向景框三个方面是缩小的，地理景框是扩大的。     

中央与地方之间税种税权划分

中央与地方之间税种税权划分朱德云从１９９４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是以划分税种和税权为主要方式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力、财权范围，处理中央同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税种和税权的划分是分税制的核心内容。...     

推进依法治税的建议

推进依法治税工作，应建立一套规范化的措施。应注意将内容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 一、完善税收立法，保证有法可依 （1）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明确税收立法权限。立法是执法的基础和前提：正在研究中的税收基本法，应该将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划分列为重要内容，以确立中央、地方税收的合理划分。目前我国所有税种的立法权、解释权及税目税率确定权一律集中在中央，这不利于财权与事权的统一，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利于使国家的税收导向与国家的政府、经济导向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