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城市文化空间治理:框架和路径——以宜滨市江安县为例

新时代下城市文化空间成为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对象之一.城市文化空间治理既要解决过去快速城镇化所导致的"城市特性消失、归属感认可度差"等系列问题,又要符合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新要求.通过构建"目标—驱动—路径"的治理框架,提出"历史挖掘、多元融合和设施均衡"的治理路径及其行动方案,结合江安城市文化空间治理实际工作,在问卷调查统计和研究梳理"历史底蕴、文化特征、空间建设"的基础上进行实践验证,为实现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支撑和完善城市空间治理体系进行有益探索.     

北京市建成区地下空间基础设施统筹研究

针对北京市建成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因缺乏空间统筹导致的各类问题和矛盾,以及上位政策中对未来城市地下空间合理开发建设的统筹要求,分别研究不同类型地区的地下空间利用统筹模式特征及相应的统筹对策,增强地下空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以期为未来北京地下空间规划和开发建设提供有力指导.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空间特征研究

科学合理的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空间结构对促进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合理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8年云南省129个区县单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规模、经济结构、社会发展质量三个评价维度构建了云南省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对2018年云南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利用空间自相关析法对云南省区域发展的空间聚集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云南省整体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具有不平衡性,社会发展质量相对较低,社会经济发展分配不平衡,现代化产业发展相对缓慢.②云南省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大,呈现中部高,四周低的现象.③云南省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局部相关性不明显,各县城社会经济发展呈孤立态势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经济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1-2020年面板数据,对比人口和人均GDP对城市群进行“中心-边缘”地区划分,发现成渝地区人均GDP差距较为悬殊且存在“高-高”和“低-低”空间聚集。最后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成渝地区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中部塌陷区”,从而解决“高-高”和“低-低”问题,同时将局部空间经济溢出转变为全局空间经济溢出;整体上成渝地区人均GDP显著受到财政支出、规模工业和出口额正向影响,规模工业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心地区经济状况饱受“拥挤成本”困扰,但其同样更大程度受到“第三产业、财政支出和出口额”综合贡献,三者并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边缘地区处于享受人口红利和来自中心地区空间经济扩散效应溢出阶段,并且“人口密度和第二产业”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心与边缘地区最大异质性在于前者经济发展典型受到第三产业驱动,而边缘地区并不显著。     

京津对外开放的服务业空间效应与协同发展

使用北京、天津32个市辖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2008—2018年京津对外开放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行后,京津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对相邻地区服务业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本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相邻地区服务业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本地服务业发展;政府控制的加强对相邻地区服务业发展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长江上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发展对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分析了2008-2018年长江上游地区3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及协调发展程度.结果 显示: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整体水平较低,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升,且体现出由极化逐渐转向均衡发展的趋势,而工业集聚质量在后期发展滞后,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由轻度失调转向勉强协调,呈现多极化发展格局;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度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位于高—高、低—低集聚区的城市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最为显著,呈现出以成都、昆明、攀枝花、重庆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明显辐射效应.     

优客工场 从“桌子”到“圈子”

不是单纯在空间上围绕"办公桌"做加法,而是通过构建生态圈来整合行业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运营效益。优客工场(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优客工场)自2015年4月创立以来,通过差异化战略、平台化转型、品牌化经营,打造特色产品和服务、探索新盈利模式、构建社群服务生态圈,成功从围绕"办公桌"收租走向依托"生态圈"增值(由线下办公空间租赁商转型为社群服务平台商),在同质化竞争激烈的众创空间领域脱颖而出。     

金融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

基于2006~201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SDM基础上构建空间调节模型并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研究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政府支持的空间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促进本地的科技创新,还能促进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最后为东部;当地政府支持能正向调节本地金融集聚对本地科技创新的影响,但对周边地区的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本地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实现的,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为正向调节,西部为负向调节,中部则无显著的调节作用;金融集聚的科技创新效应和政府支持的空间调节效应具有地区差异性,金融集聚对本地科技创新的影响呈现“南北差异”特征,其中影响最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我国关中天水地区、山东半岛和中原城市群。另外,考虑周边地区政府支持模型产生的直接调节效应强于仅考虑本地政府支持的模型,表明城市间的联动政策产生了“1+1>2”的效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周边邻近地区的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