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募债券欺诈发行行为的刑事规制——以国内首例私募债券欺诈发行案为例

私募债券作为中小企业新型融资方式,在发行条件、发行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公募债券有所区别。厦门圣达威欺诈发行私募债券案是国内首例私募债券欺诈发行案,其首次将"私募债券"纳入《刑法》第一百六十条"公司债券"的范畴,为此类犯罪的判罚提供了司法判例。但现有刑法体系下将私募债券欺诈发行行为归入"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范畴,归类不够准确;同时对该犯罪行为配置刑期偏低,给予罚金显著轻微,客观上也难以对相关犯罪分子形成有力威慑。因此,《刑法》在打击欺诈发行犯罪、明确法条适用的同时,也应适度调整此类犯罪的刑法配置,积极发挥其预防犯罪、惩戒犯罪分子的功能。     

新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新思路与新框架研究

经济改革即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均进行过经济体制的改革,为我国实行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效仿其他国家的改革方法,因为我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指推进关键环节及重点领域的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深化改革与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巧妙应对当前的挑战和完善原有体制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加速破除约束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方式发生改变,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全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金正恩时代的朝鲜经济体制转型研究

采用转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金正恩时代的经济改革可以发现,朝鲜在经济战略、价格、市场、产权和经营权、对外经济、金融、财税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日益呈现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特征。金正恩的经济改革不是经济管理方式的浅层变化,而是经济体制的转型。朝鲜经济体制转型虽取得一定成果,但仍面临着国际制裁、国内制度建设滞后等约束条件,迫切需要在无核化问题上继续前进和进一步的改革。朝鲜经济体制转型有利于推动朝核问题解决和东北亚地区合作进程,各国应据此制定针对性的对朝政策。.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陕西旅游产品结构优化的路径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改善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人们对现有旅游产品的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陕西作为旅游大省,在旅游产品结构上存在着突出矛盾。本文通过对当前经济形势以及相关文献的定性分析,得出陕西旅游产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并着重探索出主要优化的路径,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下的养老金并轨机制改革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打造健全的社会化养老机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今我国正在大力改革养老金并轨制度与运行机制。文章首先论述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基于制度变迁理论下的养老金并轨机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从制度供给、意识形态、制度成本、改革主体与历史等多种因素的视角,分析了它们如何影响国内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状况。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应该科学地分配与均衡企业、事业单位与机关之间的"三联动",以协调各利益集团分配相关利益的情况;其次,应该逐步完善职业年金制度,为有关事业部门辅以必要的补偿;再次,通过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和延长退休年龄化解转制成本,在此基础上,提供充足的法律制度供给;最后,积极推进薪、管理和职业年金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协调进行,营造有利于改革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