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员工激励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对现代企业而言,员工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关键性因素,也是企业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内动力。因此,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需要完善员工激励管理机制,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让员工创造更大的价值。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企业员工激励管理机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激励机制针对性不强、激励因素不全面、激励形式过于单一,需要企业相关人员不断完善员工激励管理机制,使企业员工激励管理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绿色金融助力新能源企业长久发展

为贯彻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农行新疆分行通过与全球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的领先企业紧密合作,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为该企业提供清洁能源领域贷款、供应链金融以及投行等综合化金融服务。在此合作基础上,通过持续沟通,了解到如何选择合适的融资模式成为其面临的重大难题。农行新疆分行通过为企业办理“股息型股权投资”债转股和“股权收益权”理财融资两种产品解决了企业股权融资困难。     

含资产剥离的股权转让的税务处理

股权转让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其产生的各项税收是股权转让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成为股权转让交易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本文以一起含资产剥离的股权转让案例为研究对象,分析股权转让过程中交易各方的税务处理。一、股权转让案情简介B公司有张某、王某、李某、赵某、周某5个自然人股东(以下简称张某等人)。2017年9月18日,A公司与张某等人签订《股权及公司资产收购协议》,收购B公司全部资产及股权。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信息披露与高管减持

资本市场频现的减持可能出于高管自利性动机从而破坏市场公平交易,因而迫切需研究其治理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能显著抑制高管减持,该结论经PSM、工具变量等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第一,信息披露机制厘清了董责险能有效减弱高管的相对信息优势并抑制其出于自利性动机的减持行为;第二,董责险会增加高管减持成本并降低其自利倾向;第三,董责险抑制高管减持的作用在外部审计和法律监督较弱时更为显著,表明董责险是对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替代;第四,安慰剂检验显示,董责险能抑制高管而非大股东的减持,《证券法》修订和股份解禁的制度性冲击也表明,董责险主要针对高管自利性动机减持而非流动性管理动机减持发挥治理作用。基于保险机构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视角,本文揭示了高管减持的制约机制,并有助于增进对董责险治理效应的认识。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社会责任与上市公司财务风险

为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机理,本文选取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不同产权性质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差异,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非国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财务风险的正向影响会更加强烈;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效应在社会责任表现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研究为上市公司防范财务风险,为政府与监管机构监督股权质押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数字经济下数据共享的政府策略与企业选择——基于演化博弈分析北大核心

当前我国企业间数据自由流通水平较低,不仅未能充分释放数据价值,甚至还引发数据垄断问题,导致新型产业发展受阻。故此,促进数据开放共享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焦点,但鲜有研究关注应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有效激励企业积极共享数据。利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构建政府不同介入策略对企业数据共享行为影响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仿真模拟求得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和企业的策略选择与双方的相对净支付密切相关,当双方选择不同策略的相对净支付不断变化时,出现多种演化稳定均衡。政府选择直接激励策略、数据共享所需的技术成本减少和法律风险降低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积极共享数据的意愿。促进企业积极共享数据的有效办法是,出台直接激励数据共享的政策、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数据分级分类保护制度。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中介效应分析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股权激励作为企业激励核心员工的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及影响机制一直是研究的焦点。通过对2006—202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作为中介变量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相比,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在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创新中起遮掩作用,阻碍了企业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企业用好股权激励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和选择创新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高管学历与薪酬激励的联合调节作用

为深入研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际成效,本文以2013-2019年我国试点地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基于高阶理论进一步讨论高管学历和薪酬激励的单独及联合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第一,碳排放强度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产出,间接地验证了“波特假说”;第二,高管学历会正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学历越高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三,高管薪酬激励会负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四,高管学历对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薪酬激励,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碳排放强度对高学历高管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盈余持续性——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并检验股权制衡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较之于没有购买董责险的企业,购买董责险的企业盈余持续性更强;对购买过董责险的企业单独研究发现,较之于非连续购买董责险的企业,连续购买董责险的企业盈余持续性较低;股权制衡度的提高,一方面会强化购买董责险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会弱化连续购买董责险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购买和连续购买董责险对应计项目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均大于对现金流项目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责险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发挥的作用是激励监督与机会主义并存,据此提出相关建议。